鏈結劇場內外的影像景觀：周東彦的《我和我的午茶時光》

圖版提供｜狠劇場，攝影｜林政億

手機忽而成了探索世界的眼睛，忽而轉換為生命的光源，照亮我們也創造陰影。

～周東彥，《我和我自己的午茶時光》

延伸自2013年超親密小戲節的表演節目，周東彦的《我和我的午茶時光》在原有的創作命題—「手機」、「螢幕生活」與「媒體世界」—之上，邀請洪健藏與梁允睿兩位表演者，共同完成「類即興」之創作，表意當代社會中人們與電子消費性商品（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難分難解的生活現象。在《我和我的午茶時光》中，周東彦更藉由行動裝置組構而成的「i-BAND」，凸顯當代人們的「平板化」生活革命，讓看似平常無異的觸碰螢幕、照相、自拍等日常行為景況，成為貼近內心的幽微境域。

數個世紀以來，從畫框到銀幕，乃至於數位介面（interface），影像一直流轉於各種不同的載體之間，而隨著載體的轉變，影像也從固定的展示進入到流動性的特質。《我和我的午茶時光》呈現出數位媒介問世（像是電腦、行動裝置）所造成螢幕概念的根本性轉變，數位媒介不僅是承載、傳遞影像的窗口，它更成為一種創作的介面，一種既能開啟展演空間，又要求觀者參與的互動介面。正如影像創作者古威爾（Craig Goodwill）所言，行動影像創作打破了諸多影像規則，因為用來進行創作的行動電話體積是如此地小，功能如此強大，所以進行拍攝時，拍攝者可以在任何的裝置或場域之中，更意味著任何日常生活中的素材，都是構成行動影像創作的絕佳題材與輔助工具。此外，另一個不同於以往電影或電視的則是「觀眾」這個部分。電影是屬於公眾的、是公開的，而電視則是屬於私領域的、個人的，但是行動影像的觀眾既是個人的、也是公眾的，更是全球性的，透過網際網路，全球各地的觀眾都可以觀賞行動影像。^[1]換言之，行動電話、行動裝置的「小螢幕」改變了過去「大螢幕」的某些概念，如：影像的製作手法、觀影經驗，但也承襲了某些特性。

《我和我的午茶時光》採用行動電話和平板電腦作為創作媒材的美學策略，全劇更體現當代人透過媒體科技的「無口語」溝通方式，讓作品可以毫無顧忌的跟隨當代人的腳步，親身體驗互動介面與動態影像如何改變一個人對於這個世界的感知。除此之外，《我和我的午茶時光》更讓舞台上的影像得以與城市裡的實際時空，以及劇場內的即時性進行聯結。同時，此作更提出了3C電子消費性商品作為創作媒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質，即：顯示了行動裝置如何能讓時間與空間融合在不同的層次（科技與文本的形式）裡，以及這兩者之間的參照形成了相當有趣的對比。

在近代的新媒體創作史上，藝術家們除了將行動電話作為創作媒材外，亦有許多藝術家將行動電話當成互動媒介，以增進觀眾與作品之間的互動。例如：拉摩斯（Jorge Lopes Ramos）在其的戲劇表演作品 《Hotel Medea》裡，即透過行動電話與觀眾進行各種不同層次的互動。在此，行動電話成為鼓勵觀眾參與的工具，觀眾參與互動的層次包括了從表演之前的節目告知、到表演進行時，觀眾化身為表演的一環。因此，行動電話不僅是傳播媒介更是互動媒介。再者，在莫爾嘉（Kasia Molga）的互動藝術創作 《Mirror of Infinity 3.0》裡，更讓創作的權力交給觀眾。觀眾可在觀賞其藝術品時，同時透過行動電話的簡訊功能，將他們的觀點傳送至此藝術裝置裡，當訊息被傳送出去時，這些訊息就成為藝術品的一部分（簡訊內容會同步呈現在此藝術裝置的螢幕上）。[2]而周東彦的《我和我的午茶時光》透過兩位主角於舞台上的表演，展現行動電話、平板電腦等媒體科技作為一種創作媒材，或者一種科技／文化介面，所形塑出一種獨特的視覺美學，一種混雜著新舊創作思維、混雜著新舊視覺語言，但又具有獨樹一格的美學風格，同時擁有更多的可能性。某種程度而言，《我和我的午茶時光》象徵著一種新文化形式的誕生，其不僅對大螢幕電影或傳統影像造成衝擊，也對觀影經驗有所影響，甚至行動美學或手機美學的產生代表著影像正從視覺中心主義美學（ocularcentric aesthetic）轉向觸覺美學（haptic aesthetic），一種仰賴觀眾體驗、創作者親身實作的美學形式。

《我和我的午茶時光》層層堆疊的影像層次展現出當代影像創作隨著媒材的轉變，穿梭在不同的空間層次裡─從固定的劇場空間到穿透時空屏障的同步性景觀，再擴大到無界限的自然景觀，最後又因為各種媒介科技的整合與能動性，影像與行動載體相互呼應，隨著作品的巡迴展演，得已讓於不同城市景觀成為作品內的即時影像媒材，使得劇場內空間與劇場外的世界結合創造出不同的影像奇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