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發好載》戴翰泓個展 開幕後 創作說明

相對於開展前的創作說明，這次決定來一篇開幕後的創作說明。

「大發好載」作為一個個展名稱，其實是一種對社會價值觀的提問、試探。 記得十多年前接手這部車的時候，便對它的中文名稱感到彆扭，當有人問及我的車子名稱時，就馬上將這個覺得俗氣又直接的名字埋起來，隨便回應幾句，後來才慢慢釋懷。Daihatsu Hijet[1]在日本並不是我們看到「大發好載」的字面意思，台灣完全是取諧音而來[2]。 這透露出當時的行銷策略及價值觀，事隔多時，現下的價值觀卻仍然相去不遠的，社會價值普遍的偏向於求富成為一種幸福依歸，已經深化在台灣每個家庭中，幾乎 大多數的祖父母都會在每次拜拜的時候幫我們祈求保佑「平安富貴大賺錢」，小時候跟著祖父母念也不曉得什麼意思，因為那時不用賺錢，對我來說拜拜祈求大賺錢 就是祖孫之間情誼的展現，隨著長大才漸漸明白，不過對於金錢的價值觀卻是相反地。久而久之，對大發好載名稱的既有印象，就連結到兒時以來因為土地、環境、 親人的情感認同，反而可以忽略掉一些依附其上卻與我自己相衝突的價值觀，另一方面或許因為這種廂式貨車、貨卡的主要客群，常常是得靠勞力換取生活費的社會 階層，每每想到他們單純討生活的形象，大發好載這部車的名字，便慢慢的覺得可愛、親切起來。隨著時間的累積，開始讓我理解到，大部分祖父母與勞力階層朋友 他們所描繪的幸福期待，大多不是為了自己求富，真財富到了他們面前也不一定會接受，除非那是可以帶來兒孫子女的幸福未來。大發好載等等這一類有發財、富貴 等關鍵字作為商用貨、卡車名稱在台灣的現象會一直延續，絕大多數跟滿足這些期待的切入點有很大的關係。

〈紙外裝〉(車左側，普魯士藍版)，宣紙、壓克力顏料，190x350cm，2015

駕駛大發好載的十多年間，因維修而更換零件的次數已多到無法計算，許多修車廠都會抱怨零件難找，主要原因除年代久遠外，車子當時生產的也不多，也很 快就停產了，自然原廠或副廠的零件備料就不多。停產問題的產生追溯到當時羽田機械發展汽車工業，政府的政策上雖大力支持，羽田卻因自己擴張太快而宣布倒閉 破產，所以這款車是Daihatsu Hijet系列中唯一引進台灣的一款[3]， 之後就沒有後續車款引進了；也因台灣人像喜歡透天厝一樣也喜歡大c.c.數房車的消費習性，導致整個汽車產業轉向大c.c.數發展，日本、法國、義大利等 當時引進的小房車、小貨車便趨向沒落，然而這其實和台灣地狹人稠的地理環境特性是背道而馳的，政府政策、產業求生存和普羅大眾的價值觀共構了缺乏思考的社 會問題，影響的不只是消費者的選擇少，連帶產業設計人才的出路、燃料資源的浪費、和社會成本的不必要支出等，其實都可以從大發好載這台車的身世看出一些端 倪。

《大發好載》拓印工作記錄

回到展覽本身，拓印車體的動作相當具有儀式性，它的工具單純，但宣紙鋪上後白白的一片，完全看不到車體，需攀爬其上或跪坐其前，摒氣凝神地經過成千 上百次剛中帶揉的槌打，才能顯現車體的面貌，拓印的動作也像是汽車板金師父，來來回回的在車子的表面敲擊，搜尋那車身的輪廓線，唯一不同的是：一個是將痕 跡抹去，恢復原狀，另一個是盡可能的保留下發生的一切！拓印也是一種轉換的過程，轉換色彩由車色到繽紛，轉換材質由鋼鐵變成紙，轉換維度由立體變平面，轉 換一切由沈重變輕盈。〈紙外裝〉、〈紙零件〉[4]等 是我對此次拓印作品的稱呼，外裝是一般對於車子鋼鐵外殼的稱呼，冠上紙於其前，藉此呼應紙與鋼鐵的對比，也是拆解立體成為平面的呈現，一個立體之物至少可 以拆成六個平面（此次對車體拓印只處理五個面，不含車底面），藉由三維降階為二維的過程，凸顯立體物的存在與特殊價值。車體拓印的過程也是一種挑戰，因為 傳統的石碑拓印因石頭有毛細孔，當水份噴灑其上，水份會漸漸被石頭吸收，石頭和紙之間會形成一細微的引力將紙吸附；而車身的鋼鐵漆膜沒辦法吸收多餘水份， 使用此法便會造成反效果，為了達到拓印作品的品質要求，想辦法克服此問題便成為最主要的技術要求。作品除了在處理車體拓印的呈現以外，也是「車子對每個人 的意義是什麼？」的一種提問，是代步工具？是生財器具？是臨時居所？舊車是廢鐵？是家醜？新車是夢想？是炫富？拓印作品我也將它視為階段性的自畫像在看 待，因為車子的遭遇與經歷，事實上就是我本身的遭遇和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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