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立慧「我媽媽是個好德國人」

在什麼情境下，孩子會說，「我媽媽是個好台灣人」？顯然這背後有個極大的敘事讓人必須去回應，回應所謂的「好」或「壞」的台灣人，我們通常是從個人處境開始理解世界，宏大的敘事通常很難容下殊異的個人經驗，然而如何將個人所理解的情境讓觀眾也能體會則是藝術家的功課；二戰後的冷戰結構對世界影響極大，但是也看似隨著「蘇東波」而退潮的相當快速，甚至對年輕世代來說是種很難理解的氛圍，只是對個人的影響卻還活生生地停留著，黃立慧透過日常情境來擺述冷戰架構下個人處境，那些宏大敘事下的細微與命運的交集。

所謂命運的交集其實是起源於黃立慧那支持左統的父親與二戰後逃離蘇聯共黨的美籍婆婆，在初相會的剎那，黃立慧的父親稱讚德國人很棒，因為有馬克思等人，而夾在中間的黃立慧隱匿了這句話沒有翻譯，就是這個細微的小小尷尬，卻體現了冷戰結構下藝術家的父親與婆婆在面對主流世界時所被隱匿的、無法述說的故事。

1月17日至3月1日，台北國際藝術村舉辦「虛實位移」聯展，邀請2018、2019年出訪德國慕尼黑藝術公寓（Apartment der Kunst）的劉致宏、黃立慧，以及2018出訪曼側斯特華人當代藝術中心（CFCCA）的康雅筑， 黃立慧展出的是「我的媽媽是個好德國人」，展場內一眼望去主要呈現是一般客廳，很難分辨是哪個特定國家的現代化客廳。

從入口處開始，我們就可以聽到男童聲的「My mom is a good German」，煩人的互動播放可能正是當事者（藝術家的美籍先生）在解釋時的狀態，然後是精采的互動區，透過智慧手機的自動選字，凸顯所謂的「大敘事」的建構，這包括了觀眾自身透過自動選字後如何建立一個自身在大數據結構下的相關敘事，然後是影音區，將好萊塢與德國版本的＜真善美＞並置本身已經是很準確的作法，更不用說將德版＜真善美＞中為了入關美國所表演的歌曲改成了國際歌曲調，內文則是「My mom is a good German」，如果我們初步看到這個部分，可能會覺得這是個精彩的嘲諷，但是當我們最後發現藝術家的父親是為支持左統的前白色恐怖政治犯時，前文提及的冷戰結構下的命運相逢感油然而生。

而伴隨著對藝術家父親背景的理解，藝術家的婆婆寫給時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的信件（反對特赦越戰逃兵），則是更大的回應了雙方在冷戰結構大敘事裡的自我認同，在這裡藝術家沒有給出任何評價，只是讓觀眾再次的將前面互動留下的字母拼出，「My mom is a Good American」，這讓我們看到終究藝術家並非只是將命運荒謬的安排如劇場般的呈現，藝術家將關心的議題拉回國家敘事這個層面，然後我們又回到了藝術家這個系列創作的起點，她在＜時間的女兒＞中與左統父親坐在那個不對等的蹺蹺板上互動著，只是這次我們是隔著窗戶朦朧的看著。

藝術家試圖從自身出發的作品很容易因為脈絡問題讓人覺得隔閡而無法進入，於是落得觀眾覺得藝術家喃喃自語，藝術家覺得無法被理解的兩難，能夠延伸到冷戰結構這個大敘事並且進一步的挖掘與對話，並且透過互動等形式讓觀眾理解，這是相當具有挑戰性的作法，相較於＜時間的女兒＞來說，這次的作品更往前走一步，甚至可以說黃立慧試圖統整＜黑白棋＞與＜時間的女兒＞這兩個系列作品，從個人情境到大敘事，以藝術家自身的行為藝術擴充到設定規則讓觀眾進入情境，這讓我們看到一個行為藝術新的可能，也期待藝術家能持續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