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槍聲中移動的認知邊界

【撿到槍】

意指某人突然講話變得很嗆、行為變得很強勢。就像撿到槍之後勇氣大增，隨時準備開火、誰也不怕一樣。

──街頭字典【1】

　　《我們一起撿到槍》是空表演實驗場在《我是一個正常人》首部曲後，另一個擴大編制的作品【2】。作為一個曾經看過首部曲的觀眾，還記得兩年前在台南生活美學館的演出：以白色為基底的舞台、充滿枕頭與布幔等軟性物件的整體空間，演員謝筱君從自己身為腦性麻痺患者的生命處境出發，訴說家庭成長、求學工作經歷，時而與觀眾、創作者對話，時而反身對自己探索辯證，整體質地柔軟而不剛硬，因此在走進劇場前，我一直很難想像二部曲究竟會出現什麼槍。

從戲謔到面質觀眾的槍、以語言鑄成的槍

　　子彈不一會兒就飛來，「各位觀眾，讓我們見證奇蹟的一刻！」腦性麻痺而行動不便的表演者陳怡然被兩人從輪椅上舉起，此時台上的演員與創作團隊鼓譟拍手起來，觀眾也跟著進入歡騰鼓舞的狀態，這「奇蹟」既非神奇魔術，也非真實神蹟的發生，反倒帶有一種地獄梗【3】的意味，我霎時有些愕然，直到類似的橋段再次發生，我才理解二部曲的觀眾必將在演出過程中來回往返尋找自己面對他者的觀看位置與姿態：台上六名不同障別的演員以自己的身體／心理狀態或自適或艱辛的戴上口罩，接著又是一陣鋪天蓋地的鼓譟與掌聲，我的思緒在作為一名觀眾的身體行為反應與戲劇目的間折返跑，拍手與不拍手，都得在片刻歡騰的當下面對自己反應的選擇：拍手是為了順應演出氛圍？是因為身體障礙的表演者戴上口罩如此困難但仍努力做到所以特別值得鼓勵？而不拍手呢？是因為不過是戴上一枚口罩，厲害在哪？若看到一名路人戴上口罩，你也拍手嗎？──表演團隊刻意的歡騰鼓譟強化既定身體侷限的能與不能，突顯面對障礙者的極端反應──一種過度熱情的鼓舞。這是行動的雙面提問：面對障礙的他者，我該如何自處（才會如宜適切不冒犯不失禮的剛剛好）？反過來說，演員作為障礙主體，希望他者如何對待自己（才會冷熱適中不漠然不過度的剛剛好）？

　　戲中的槍更多的是從語言的使用所帶來的思索。在陳冠華與助行器、陳怡然與電動輪椅兩個較多身體展現的段落裡，都有另一名演員應萬年站在舞台側邊描述場上即景：「冠華正在衝撞他的助行器」、「怡然的的手跟腳正被綁上繃帶」、「怡然正在繞行她的輪椅」，口述影像直接被搬到舞台上由演員響亮發聲，在應萬年幾近客觀的描述裡，偶爾會不小心出現一兩句描述行動者心理狀態或情緒詮釋的句子，揭露視覺化、客觀性描繪的背後還藏有更多的心理風景，描述者所敘述的，就是行為者所要表達的（而已）嗎？視覺與聽覺相互打架著進行二重的理解，一種是現場面對身體的直觀感受，另一則是語言在腦海裡進行的意義分析，除了口述影像的功能，也是一種刻意的干擾，隱隱然指出的是語言有其未竟之處，遑論各式身體或生命有形無形的侷限。

　　語言的使用同時也牽引思緒辯證的路徑，另一個由應萬年主持的「健康打包機」段落邀請觀眾上台與表演者並肩而坐，「認為自己沒有障礙的請站起來！」、「願意和障礙者談戀愛／做愛的請坐下！」，劇中選擇先行使用「願意／不願意」、「有障礙／沒障礙」（包含節目冊中「關於演出」的「正常人／不正常人」【4】）等二元分類詞彙再企圖打破，卻也容易重蹈、加強、落入原先二元思考模式的危險之中，儘管主持人會持續追問「為什麼？」給予補充說明的機會，但觀眾的回覆經常是以鼓譟拍手的方式被收束完結，槍林彈雨之間，深入且深刻的對話便可能隱身不見。

　　所以，有沒有可能不先落入分類框架之中，直視差異的身體，從理解差異、承認差異，再進一步尋找並練習面對差異時彼此行動的種種可能？戲中一個片段是冠華隨機邀請觀眾上台，兩人並坐在黑膠地板上伸出雙腳，冠華先描述該名觀眾腳的外型、質地，再邀請觀眾也描述他的腳，這便不是先行劃分正常／不正常、障礙／非障礙，而是引領眾人在舞台上、在現場共同凝視差異：兩雙殊異的腳。以此為切入理解的可能，或許可以引領了另一種思考的啟動。

不斷劃開的疆界：我們、你們（誰，可以「一起」撿到槍？）

　　除了槍的性質與特性，撿到槍的「我們」究竟是誰呢？當有「我們」作為主體群像，「你們」也於此被劃開排除於「我們」之外，如冠華描述自己在演講工作後大眾對腦麻患者性生活的好奇提問，他雖不曾怒言相對，「但這些究竟關『你們』屁事？」筱君說：「不想要再按照『你們』的規定玩遊戲」，「你們」是現場的觀眾、是社會框架與制度，也是一個想像的集體他者的集合。撿到槍的「我們」除了台上的演出者，我認為也同時包含了創作團隊，以四位藝術家與六位不同障別的演員共同創作所共構的「我們」。但「我們」的主體群像也是變動／多重可能的，應萬年在某個片段中反覆說著「我要回家了」，他表示自己本來只是來參加工作坊的，並沒有想要演出，該切面同時也默默將槍口指向帶領的創作者們：「我們」之間是誰需要誰？「我們」之間或許也沒有那麼「我們」，還能持續切割出裡外。而「我們」終究是由歧異的每個「我」所構成的，由某種共通的屬性所接合起的可能範圍，或許因為單打獨鬥總是艱辛，當有「我們」作為邊界，才有掃射的可能。

　　邊界屬性成為分明的壁壘，戲的前後結構以外星語作為啟動與結尾仍提供了模糊邊界的可能。戲的最後，演員們在狂歡後進入半透明膜的包裹裡，發出無法辨識的外星語，窸窸窣窣呢呢喃喃，薄膜裡不時向外射出的光束則閃爍動人。無法獲得同頻理解的隔閡或許並不只在障礙者身上發生，當觀眾不再被視覺與產製意義的語言所指引，那外星語便產生了人類處境的普遍性與共通性，召喚所有不被理解、自言自語的時刻。誤讀與誤解、言不及義與詞不達意、永遠單軌的微弱訊號、迷路在語言與身體構成的歧路花園──這不正是你我生命經驗裡都曾有過的時刻嗎？觀眾終於有機會一起寓居於「我們」之內，暫時的成為同在、同處、同感且不至落入矯情與虛假。薄膜內外，仍有光亮熠熠閃閃，仍有持續不斷的囈語，企圖嘗試溝通理解並等待，等待平衡後的現身，等待破膜。

備註：

1. 1. 「撿到槍」為2020總統大選期間用以形容政治人物言行之詞彙，後成為流行詞彙，詳見新興用語網路字典《街頭字典》：https://reurl.cc/q8g2Wy。
2. 2. 《我是一個正常人》首部曲於2018年演出，由腦性麻痺患者謝筱君單獨演出，二部曲則擴大演員與創作群，由六名不同障別的參與者（邵麗萍、陳冠華、黃郁清、陳怡然、應萬年、謝筱君）與四名藝術家（何怡璉、陳宜君、許家峰、張惠笙）共同創作而成。
3. 3. 「地獄梗」是指將笑點、哏建立在特定族群或事件上，這些對象通常是弱勢族群、天災人禍等悲劇，或者帶有種族歧視、宗教歧視。詳可參：https://cultivatememe.moe/HellishGags.html。
4. 4. 詳見本節目線上節目冊：https://reurl.cc/XkWg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