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無聲處：關於舞台劇《孽子》

《孽子》演出劇照       攝影｜許培鴻      照片提供｜創作社劇團   

1987年，台灣解嚴前夕，我在雪梨另類舞團工作。舞團借用了雪梨舞蹈團位在皇十字街附近的舊址排練，我每天都從肯辛頓區上車，到牛津街下車，穿過那堵著名的高牆，前往烏魯木魯街小區的排練廳。夜歸原路時，常常看見夜色中那牆下身影幢幢。舞團工作夥伴告訴我，那些孩子多是從鄉下逃家而來，這堵牆，便是他們避風雨、討生活的所在。

一日早晨，我在路口轉彎處等紅燈，一輛轎車在身後急停下來，車門打開，一個衣衫不整、滿臉傷痕、神智不清的少年被推下車，滾落路旁，車門砰然關上，車子絕塵而去。少年呻吟著掙扎起身，跌跌撞撞地走向高牆，倚著牆，又頹然倒地，不省人事。看著倒在牆下的受虐孩子，心裡受到極大的衝擊，剛想向前救援，就被路人阻止。“He is on drugs，stay away from him”，路人冷漠地對我說，他的眼光裡充滿鄙夷。

當天夜裡，舞團總監帶著我們一眾舞者到牛津街一家電影院，觀看一部來自台灣的電影首映。到下了，才知悉影片的名字：《孽子》，導演虞戡平。在這部電影裡，我第一次認識台灣，以及台灣人的生活。也因這部影片，我跑到唐人書店，買了《孽子》這本四年前出版的書，並由此認識了台灣作家白先勇。在我所生活的五六零年代，東南亞華人多會被迫在兩岸的隔絕中選邊站，而我母親的故鄉台灣，一直是個陌生的禁忌之地。這部來自禁忌之地的禁忌之書，映照我在雪梨街頭之所見，於我，無疑是極大的震撼。

1996年底，我應邀來到台北工作，任教於國立藝術學院與雲門舞集。到下沒多久，舞蹈界的長者們就向我介紹了台北的新公園。對於這個同志族群地標式的歷史存在，我沒有太大的好奇，只是想著，書中的景物，還真的存在於現實中。二十四年來，看著台灣的變遷，禁忌不再是禁忌、多元成家也漸漸成了現實，性向選擇不再被視為畸零人，新公園也便失去了原來的意義，而新一代的青春鳥兒，應該不再需要像當年電影裡被逐的阿青，號啕大哭、倉惶狂奔於街巷間。這是時代的進步，也讓人感念一代代人為性向平權奮力抗爭與悲憫救贖之舉。

《孽子》演出劇照       攝影｜許培鴻      照片提供｜創作社劇團   

2014年，《孽子》搬上了國家劇院的舞臺，一時間洛陽紙貴。睽違六年後，在疫情下的2020年，《孽子》再度上演，同樣的一票難求，可見白先勇四十年前的小說有多麼大的影響力。

舞臺劇本在原著的基礎上，就錯綜複雜的人物線索與繁複曲折的故事情節化繁就簡，讓舞臺節奏趨於明快緊湊而高潮迭起。國家劇院的舞臺上演的舊時代同志悲情，既撫慰著前行者的舊日蒼涼，也映襯著新世代的坦蕩與包容。這似乎是一種世代與歷史的和解。《孽子》一劇的兩代主要角色，都是一時之選，舞台能量可觀，張逸軍的阿鳳一角，更是難以取代。而就個人感受而言，2020年張耀仁的阿青形象的青澀，更接近小說的原型。

《孽子》一劇中，舞蹈家吳素君跨刀編舞，帶領北藝大畢業的一眾優秀舞者，用身體回應這部龐大繁雜而又曲折跌宕的鉅著。當年有幸受邀在國家劇院大排練廳裡，近距離地感受到文學劇本的力道與表演者當下爆發的強烈撞擊。選擇舞蹈與劇場結合，無疑是極為明智的作法，因為在文字的夾縫中，那晦澀、濃郁而不可言說之種種，用身體來表現，是再好不過了。

於是，序曲中青春鳥們的飄零淒惶、龍鳳戀中飛天遁地的激情澎湃、安樂鄉裡的醉生夢死、葬禮中的肅穆悲愴等等經典畫面，既撐起了劇情架構、活絡了場景調度、亮出了芸芸眾生相、烘托出故事的跌宕起伏，並在戲骨裡長出肉與魂來。無論是2014年的版本，還是2020年的版本，北藝大的子弟兵們在吳教頭的領軍下游刃有餘地馳騁舞臺，讓全劇更添色彩。相較於語言，舞者精煉的身體，更能展現靈魂深處的吶喊。於無聲處，那肉身的力道更加真實而強大。

這個關於青春鳥的故事，合當由這些青春少年來演繹，而《孽子》所揭櫫的那個時代之傳說的背後總總，對這個時代而言，無疑提供了一個與歷史和解的註腳。

張曉雄

2020.12.23 子夜

望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