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帆風順》：水路、偷渡與鴉片在臺灣

圖：高俊宏，〈歷坵部落羅安聖家族與車輪與牛骨〉，2021

藝術家高俊宏一月在台東美術館結束了《一帆風順》展覽計畫，標題來自於從水路（太平洋）偷渡來臺的海洛因等塑膠包裝上的字樣，而這些印有「一帆風順」的藥物（毒品）正是來自柏楊《異域》書中與臺灣國民黨關係深厚的泰緬邊境金三角地區（泰北「美斯樂」即其入口）[1]，經層層轉運從臺東的海岸登陸上岸。根據藝術家高俊宏的展覽自述，其祖父母與外祖父母都是從西部來到臺東縣大武鄉尚武村的移民，因此「一帆風順」的另一條路線，也指向1970年代仍在使用的「浸水營古道」[2]，承載了家族移住台東的過往脈絡。

浸水與南田 

展覽首先將台東美術館的「海舞廳」與「山歌廳」命名為「浸水」與「南田」；「浸水」講述古道「壓縮了臺灣歷史」的空間政治性—串連了福爾摩沙的前山與後山、平地或番地的治理閥域。[3]「南田」則通過家族往事與「臺東南田海岸拾獲海洛因磚」等獵奇式報導，連結走私水路、本島殖民時期鴉片遺緒與叫賣觀光風情等元素，乃至於毒品（特別是鴉片類藥物）[4] 所連結的國共內戰和冷戰紐帶。[5] 而這裡的歷史再現方式，除了文件檔案、口述、虛構文本或影像外，更拓展至考古學式的聲學量測（李慈湄以特殊收音器材紀錄日治時期草屯曾種過罌粟的土地）[6]。只是關於金三角孤軍或毒梟的地緣政治，以及日治時期本島專賣鴉片的治理，兩者皆是卷秩繁浩，要如何並陳在同展覽裡而不突兀？

圖：高俊宏，〈抵達小猛棒的那一天，是民國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2021

高俊宏並未提及家族移住台東的動機，僅提到外祖父「順著（浸水營）古道趕牛，千里迢迢從台東往屏東的水底寮販售」的往事。在他的兒時回憶裡，尚武村有著「積沙的漁港、白帶魚、海上的水龍捲，以及操著奇妙口音的大陳義胞、隔壁村的排灣原住民」。於是，在這個混合了漁港風情與異族雜處的背景上，藝術家試圖將自身過往與台東連結起來，重構出「一路順風」的交織脈絡。而展覽裡唯一一件關於祖父高壽的展品，正是記載其死因的戶籍謄本—雖然喝農藥自殺和後來的「毒品」並無直接關聯，但多年後在同一地點自殺的大伯和毒癮的舅舅，再為這樁終極自我流放的家族文件（在收摺前述兩條路徑之餘）增添了更多神秘性。[7]

而在兩個展間之間，還有一個作為臨時檔案空間的「講述間」，這裡設計成通過單人訪談或檔案影像回應著兩條路徑：〈柯千花〉是曾居住在浸水營古道的力里社後裔在2021年收穫祭前的訪談影像節錄，〈詛咒〉是排灣族後裔轉述日人文獻裡關於矮黑人對其家族的詛咒；最後是身兼弱勢族群、藥物成癮且身繫囹圄的「多重困境」案主；〈案大姐〉體現「裸命」的當代原住民女性形象。這些「詛咒」或尋求自我救贖的證詞，也與展覽裡自我流放的意象產生共鳴。

藥與毒 

不管是邀請排灣族跑者詮釋平埔族信差傳說的〈飛番〉錄像，或是由金峰鄉魯凱族部落羅安聖家族所收藏的車輪與牛骨裝置，都展現出高俊宏在長期於山林的行動及反思後，所累積的一套強烈個人風格的美學敘事（就像在《橫斷記》和近年對大豹社的相關研究，都可以看出其創作、書寫和山林結合之深）。因此「浸水」這條路徑無疑是與他之前的創作一脈相承的。但是，在「南田」展間裡的作品如〈亡美〉（仿海洛因磚）還有〈抵達小猛棒的那一天，是民國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依據留台緬甸同學會成員口述改編的創作路線，卻呈現了高俊宏較罕見的另一面，或者用吳思鋒的話來說，是關注「台東—東南亞第三世界路徑」的高俊宏。[8]

撇開以「寶島叫賣哥」叫賣南田石的〈叫賣〉與批判東海岸觀光消費的〈亡美〉不談，我認為高俊宏對於金三角乃至走私海洛因議題的關注，除了回應家族當事人的終極自我流放以外，更有直指「藥物成癮／濫用」此一問題內核的預示。這裡要問的是：究竟我們說的「毒」（或原為醫用的「藥」）是如何被治理或結構化地再現的？而除了東海岸的走私毒品報導、影像或傳媒描繪的金三角，在「藥—毒—癮」（許宏彬）與偏鄉或第三世界的勾連外，藝術家還能如何理解「毒品」？我想借用自殺身亡的斯蒂格勒（Bernhard Stiegler）從希臘文的「pharmakon」機制分析技術「既是解藥也是毒藥」的概念—倘若我們將「藥—毒」理解為某種治理技術，那麼對於藥癮歷史的分析源頭，無疑要推回至日治時期的鴉片專賣。

圖：高俊宏，〈煙〉，2019

如前所述，高俊宏在作品〈罌粟試作栽培，大正八年十一月一日〉裡以特殊錄音器材試圖捕捉日本人在草屯試種罌粟的殘響，而這件作品又呼應了他在高千惠策展的《少年當代》（2019年7月20日～10月13日）裡的舊作〈煙〉[9]。就在那次少見將鸞堂「降筆會」歷史搬上檯面的作品裡，我們看到鴉片政策的正反論述，如何假託官方對於迷信／現代理性的治理主張，查禁民間打著神明大旗反鴉片（專賣）的能動性。這也是栗原純引用總督府公文所指出的矛盾：

日本在臺灣的財產中重要者在於鴉片，故台灣人不吸食鴉片時，日本將陷入困窘，難於維持臺灣，終至撤離臺灣。鴉片原本對身體就有大害，既然是就有習慣而為一般人所好，則驟然要將之戒除，事有困難。不過，一旦成為正式會員，則應應該可以藉由神力輕易戒除之。如此，自然就能成為驅逐神所厭惡的日本之一種手段，且能戒除有害之物，自然是符合神意。（石本鏆太郎，〈苗栗辦務署境內降筆會之起源狀況及其他事項調查書〉）

⋯至今年，信眾明顯增多，至見鸞堂盛況，從而引起社會注意，之所以如此，可以看出，鴉片煙膏的騰貴，確為其成因之一。鴉片之害，縱為無智頑民，亦早有認知，惟若幸而得靠神靈力量戒煙，則相信經濟方面，毋寧要較身體的傷害方面，更具利益，以致煙膏騰貴的同時，中等以下貧民翕然前往相聚祈禱。（臺北縣警察部保安課警部小山謙對新竹辦務署長里見義正向台北縣警部長西美波所提報告之補充）[10]

於是，我們看到從總督府專賣部門到地方保安執法人員的各方證詞，先後將鴉片的經濟、教育、公衛因素和中低階層自發的信仰活動（降筆會）—及其所蓄積的反殖能量—利害關係綜合並陳。比起當前完全視為境外移入的「毒品」經濟論述，更加突顯出「藥—毒」作為本地治理技術的辯證性。

與在助人工作者的實務領域相似，所謂的「多重困境」是指那些原生家庭內部導致當事人一再陷入相同困局的結構性因素—如同此處講述間裡訪談的對象（見〈案大姐〉）—她的現身看似展覽裡無足輕重的過場，卻是以其肉身體現為「浸水」與「南田」兩條線交集的代理者；這個短短的非虛構訪談，正是作為整個展覽的歷史論述得以定錨在當代的身體苦難表徵，體現了從部落、性別、殖民到現代民族國家的隱形治理軌跡。遺憾的是，在有限的篇幅裡不及完整討論展覽部署的飛番與詛咒空間、對於「沈降的身體」（吳思鋒）及國家角色在毒品治理乃至冷戰時空裡的缺席，本文也還缺乏更多的論證。但，若是藉著書寫這次的展覽能開啟更多「藥—毒—癮」層層轉進的「南方共榮圈」[11] 討論，未來的觀眾或許也將有機會看見禁錮於此歷史放逐路徑的更多幽靈了。

圖：飯田實雄，〈南方共榮圈構想〉，1941《第四回府展圖錄》（轉載自陳澄波基金會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