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之子

「一身的紅--阮原閩個展」展場一隅 照片來源：陳譽仁 2022.5.21

阮原閩（Siyat Moses）的個展「一身的紅」裡，藝術家透過父親家族的因緣，尋繹著自我身份與原住民認同之間若即若離的關係。他在大三時以自己的名字搜尋網路，意外地發現父親曾在他很小時寫了「希雅茲等於原閩」（『新使者』，38期，1997.2），以這篇文章為起點，藝術家開始在創作上從家族來思考著自己的族群文化根源，並且嘗試建構、想像自我認同的可能性，最後呈現在這個展覽裡，他的自我形象變成以女性裝扮的方式登場。

他的父親Moses Walis（阮金銘）也曾走上追尋原住民認同的道路。他出生於賽德克族的靜觀部落，在為阮原閩的個展寫的文章中，他回憶起自己小時候從國民學校逃學時，會跑到山上的工寮找外公。外公會用口簧琴，伴著黃昏的山林鳥語扯奏馘首凱旋歌，讓他首次認識什麼是賽德克的勇士。在這之後他前往都市唸書、成為牧師，過著與外公截然不同的人生。他在16歲時來到淡水中學唸高中，畢業後考上台灣神學院，1993年在同校的研究所畢業後成為基督長老教會的牧師。長老教會的草根公民運動與非暴力的取向，讓教會在1980年代的黨外運動與原運佔據重要地位，他在學生時期也參加了原運，後來當牧師時在故里調查部落生命史，意外地發現母親會唱外公的歌「yaku snaw nii」（我是真正的男人）。外公參與過霧社事件，儘管不易從中譯後的歌詞「巴蘭部落的抗日行動」、「與Mona Rudaw交鋒過」得知外公在事件中的立場。但無疑地他以參與戰爭為榮，並且要後世子孫記得他的事蹟。

Moses Walis的原住民意識表現在「失根」的體悟上，期盼能夠在都市生活裡有尊嚴地保有、回歸自己的原住民名字與族群文化裡。儘管他對家族的期待延續了教會那種非暴力、草根公民式的取向，不過他也很清楚磨合不同族群文化的困難。他與太太結婚時曾因為異族婚姻的關係，在雙方家族之間嘗試磨合了一段時間，結婚隔年他寫了「當托魯古男子遇上河洛女子」（『台灣教會公報』，第10版，1994.8.14），敘述他們如何透過讀經與禱告來度過雙方家族的磨合期。他寫這篇文章時，太太已經懷孕，他望著太太的肚子表示，期望這個孩子的誕生能夠「在兩族群之間重新搭起永無障礙、永無止息的一道和平橋樑吧！」。他也很清楚當時台灣主流社會對原住民的污名化與對小孩的影響。在兒子出生後，Moses Walis曾經考慮讓孩子在身分證上用原住民名字，但在與太太討論後還是決定作罷。藝術家因而有了兩個名字：Siyat Moses與阮原閩，在那篇「希雅茲等於原閩」裡，他告訴不滿二歲的他，原住民名字是個重擔，漢名的姓則是曾祖父當初為了方便領取身分證而抽到的，「至於原閩的意思是原住民與閩南人的和平之子」。

「一身的紅--阮原閩個展」展場一隅 照片來源：陳譽仁 2022.5.21

然而父親的期待未能拉近文化血緣與現實環境之間的差距，從小在台中長大的藝術家早已遠離了部落，甚至對部落帶著恐懼的感覺。他描述自己對部落的初次印象是自己獨自在車子裡害怕地等著爸爸回來，當時車子四周被一群台灣土狗圍饒著吠叫，不遠處則有一群部落婦女正在排練祭典或慶典的舞蹈，後來他思忖若當時下車勇敢走進部落裡會怎樣。他的父親也曾一時興起帶著他與妹妹前往卜溪達雅（Busig Daya）的部落古居地，站在那裡的高地時四周忽然吹起各種冷暖風，父親在風嘯聲中感覺到祖靈在歡迎他們，不過他與妹妹卻妹被風聲嚇到，父親安慰他們說這是祖先們來看你們，「而且主耶穌也會保護你們……。」

更重要的是，這種距離感在他的創作裡還疊合著一種觀察的對象化關係，他透過網路搜尋與其他資料間接地理解父親與外公，同樣的資料任何人也可以在網路上找到。在創作上，這種距離感有時被用作批判性的距離，但也多小心翼翼地回到自我認同的既成距離上，此外蓬勃發展的台灣當代原住民藝術也是他參考的對象。藉此，他讓自己拉鋸在原與閩的身份上，一方面用部落傳統來挑戰那種泛公民社會式的族群融合圖像，例如「手守首」（2017）、「失敗的凱旋」（2018）等作品靈感來自於賽德克族的凱旋歌，但是反過來將原住民族在當代社會的處境視為一種無聲的被出草，顯示出雖然戰爭不再是維護族群存續手段，但是仍以一種影響更為深遠全面、以及社會通念的方式存在於公民社會中。

「一身的紅--阮原閩個展」展場一隅 照片來源：陳譽仁 2022.5.21

另一方面，他也不固著在部落傳統的性別分工。在賽德克族的傳統裡，編織工作是專由女性負責，男人被禁止碰觸織布機，就像女人禁止碰觸男人的獵具一般。然而在個展裡，藝術家不僅學習編織，順勢還裝扮成女性，其中表露出一種有趣的不服從（defiance）姿態。他利用版畫的機械複製性讓這種姿態變成一種檔案式的介入，並將這種姿態反滲透到主流大眾文化的原住民圖像裡。不過，由於這些形象本身仍然是種性別樣板，因而所謂的「不服從」本身也只有不強而單薄的說服力，看起來突戊而不乏演示。反倒在引介性別議題的同時，也讓人好奇母親在他的自我認同中所扮演的角色。

實際上，作品主要的對話還是藝術家部分所屬的原住民族。這些編織作品起於他思考什麼是適合自己的賽德克服裝，後來詢問他的父親時，父親先是買了平地工作室中常見的原住民成衣給他，後來在部落的老房子裡翻出父親的外婆在結婚時織給父親的衣服。這樣的發現意義重大，因為服裝不僅能夠代表身份，同時也是父親為自己的婚姻在家族中取得和解的象徵。在決定學習編織後，藝術家先是小心地詢問長輩能否學習編織，得到意外的許可後，再開始思考如何能夠做出符合自己目前狀態的服裝。因此這些服裝並不是完全按照古法來製作，而在這個過程裡，無論是性別再現上轉向，或是紋樣與樣式的組織，都是在長輩或前輩的認肯下循序漸進、虛心詢問、接受指導下來進行。

換言之，阮原閩的個展「一身的紅」以自身認同的議題為中心，過程不僅引介了一個歷史深遠的社群，並且就像是他的父親一樣，他也有意願在其中做出現實折衝的努力。這也讓他的不服從的姿態不只是一種性別政治的表態，在藝術家以其創作為中心，透過取材與製作，以及耐心地溝通來連結他的族群時，他的創作其實也聲明出原住民族不只依循著傳統來生活，也有能力在當代社會裡做出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