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 & Curators：之「（不）獨立策展人」 (上)

前言 

今日，在當代藝術的大環境裡，「策展人」（curator）不僅是在藝術家、機構、行政工作者之間穿梭的人物，更跨足了研究者、藝術評論者甚至創作者等角色。然而，究竟要如何認識「策展」（curating）這個仍在被論述、定義與拓展的領域呢？也許與其針對這個詞彙來切入分析，若可以試著從發生過的案例以及這些案例的策展人們的操作與研究來出發，或許能夠更貼近它當下的狀況。

「ART & Curators」試圖以專題的方式，透過近年來臺灣幾個藝術策展案來作為途徑，邀請策展人們以對談的方式分享他們對於自己策展計畫的回看、反思，並從談話中建構出他們各自對於策展的理解，讓觀眾與讀者不僅得以從不同的角度認識這個領域，亦期待能夠進一步瞭解策展對於藝術家、展覽、觀眾以及台灣當代藝術的發展究竟有著什麼樣獨特且具時代特性的影響力。

之一：（不）獨立策展人

哈洛．史澤曼（Harald Szeemann）在1961年受聘擔任瑞士伯恩美術館（Kunsthalle Bern）館長，並於1969年時策劃了《住在你的腦中：當態度成為形式：作品－觀念－過程－情境－訊息》（Live in Your Head: 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 Works-Concepts-Processes-Situations-Information）。這檔劃時代的展覽，邀請藝術家跳脫形式透過觀念與行為與美術館直接發生關係，並讓展覽成為了產生討論的場域。但也因為這檔展覽過於特殊而引起的爭議，讓史澤曼與美術館產生了衝突，隔年他選擇離開美術館，脫離機構成為製作展覽的自由工作者。隨後他負責策劃的1972年第五屆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亦以觀念為主軸。這段變化，成了當代藝術策展以及獨立策展人發展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亦讓史澤曼被認識為獨立策展人之父。

「獨立」二字由此看來，指的是遊牧於場所與計畫之間，不受僱於某個固定的機構，擁有自主性與能動性的狀態。然而，這也代表著策展人必須持續的在不穩定的流動狀態之中，進行研究，並同時針對場所、補助寫計畫，與合作對象（藝術家、機構、工作團隊、廠商等）維持恆常的良好關係與互動管道，並且要善於理財才得以在計畫進行的當下還能夠維持生活。獨立策展人在這樣的環境與條件下，可說是擁有自己全部的時間，可以不受地點與時間約束選擇工作的場域與方法，一台筆記型電腦便是辦公室。無論是在家裡或咖啡館上網、閱讀、書寫進行研究，或是自在地四處看展覽，當然也能享受與多樣的場域、計畫、藝術家互動的挑戰與樂趣。然而，這樣的自由代表的經常是不穩定的收入，也因此換來可能為了必須要有收入而讓時間與心力皆變得零碎不已的接案人生。

近年來，雖然「策展人」在台灣成為很熱門的角色。然而，經過這些年，策展人的個人工作費用在整個展覽或活動的預算比例當中多半仍是相當的低。這些穿梭於各機構、場館、活動之間的策展人若沒有其他工作收入，專職以獨立策展作為經濟來源是相當辛苦的。也因此，台灣多數的獨立策展人以一種時段性或區域性的方式存在。像是灰姑娘，時間一到或到了不同場域，就恢復成原本擔任老師、行政人員或接案者等的角色。

時至今日，藝術領域專業的分工越來越細膩，策展的發展和策展人工作的內容與方法也逐漸生出多種樣貌。「獨立策展人」似乎不再一定需要如同「八爪章魚」般樣樣精通，或有著「主／奴一體」的悲慘命運。許多獨立策展人的計畫，雖然仍是沒有固定機構作為後盾，但由於各式藝術機構中逐漸正視並聘用或培養專職且專業的藝術行政人員，這些屬於機構的行政工作者便成為了獨立策展人們在每一次不同的計畫中的臨時團隊成員，甚至是支柱。而另一方面，獨立策展的計畫形成與執行過程中，也漸漸出現成員各司其職的團隊結構，甚至是多名策展人從概念與研究階段便開始分工、分頭進行的合作方式。

因此，本次專題試圖從此「獨立之中的不獨立」的想像來瞭解獨立策展人的工作樣貌，以三個策展計畫以及其三位／組策展人為對象。這三組對象有著相當不同且各具特質的獨立策展實踐方法，而專題希望三個訪談的整理得以展現獨立策展人工作的某些面向，並試著從「獨立或不獨立」的關係中去思考策展的方法與位置。在《亞細亞安那其連線》中吳達坤發揮了個人各方面資源的建立與統整能力，包括人脈、公關、經費、各方面技術專業人員等，展現了在獨立之餘不可缺的夥伴關係是獨立策展計畫得以發生的重要網絡。《鬼魂的迴返：2014第四屆台灣國際錄像藝術展》則是由兩位另有學院教授、藝術團體成員身份的策展人龔卓軍與高森信男共同策展，展現了在策展過程裡，擁有截然不同興趣、專長與工作方法的策展人，是能夠如何在一個依附共存的結構中，得以讓彼此擁有其不獨立性，並進而讓整個展覽更加的完整而深厚。《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是鄭慧華、羅悅全與何東洪三位策展人加上另外三位協同策展人所共同完成的計畫。在這個策展計畫中，策展人們從研究階段、展示到出版細膩的分工合作，讓我們認識了策展人們各自作為個體的經驗、專業與觀點如何交互層疊出一個同時具有歷史、地理與社會和藝術關心的豐富計畫。

一之一

兼具多重身份，在創作、策展以及藝術行政工作之間無礙變換角色的策展人吳達坤，在2014年推出了策展計畫《亞細亞安那其連線》（Asia Anarchy Alliance）（以下簡稱《AAA》）。以藝術創作者的身份開始其藝術生涯，吳達坤在離開學校後積極參與國際藝術駐村，並透過駐村累積了國內外的連結和網絡，並在開始進行國際性的策展。在以獨立策展人的身份策劃《AAA》時，他同時身為關渡美術館的館內策展人。在關渡美術館工作期間，吳達坤更早的一個策展計畫《後民國－沒人共和國》（以下簡稱《後民國》）在一開始是鎖定了更能夠回應策展概念、有著特殊歷史背景的台北當代藝術館，過程中也詢問過國立台灣美術館，然因為種種因素最後展覽到了高雄市立美術館展出。而《AAA》則是從東京的Tokyo Wonder Site開始，然後回到關渡美術館展出，兩個計畫場地轉換的過程，都顯示了作為一個獨立策展案所面對的挑戰、妥協和尋找同盟的開端。

《AAA》的計畫也是從駐村的方式開始。透過申請國藝會的策展專案補助，吳達坤進駐了日本的Tokyo Wonder Site，並透過這個機構與其他朋友的協助和推薦，進行他在日本密集的藝術家與機構的踏查、拜訪。由於是獨立計畫，沒有一個機構作為計畫背後的支撐，邀展過程中他總必須先完整詳盡的闡述計畫概念，再透過不斷的溝通才得以建立對方的信任，也才能有下一步合作的可能。然而，就如同《AAA》這個計畫中的「連線」是由三組由藝術家所虛構的國家組織構成一樣，在工作方面，這個策展計畫雖然只有一名策展人，然而有不少參展藝術家們其實皆是吳達坤在策展概念與展覽建構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夥伴，另外，Tokyo Wonder Site、高雄市立美術館等不同的機構與協力者其實都是策展人的同盟。

吳達坤延伸自己作為藝術家的創作態度在其所屬的工作機構之外，發展獨立的策展計畫，並且和其他實體或虛擬的人物與機構進行合作、聯盟。因此，在提及「（不）獨立策展人」這樣一個概念時，吳達坤覺得這個說法很有趣。因為他開始做策展之後，發現策展的結構當中，有很大一部分會依附在一個地方、機構、組織下面。但他發現在這個架構裡，策展人帶入再多的藝術家，展覽結束之後就散了。但《AAA》以及《後民國》展覽結束之後，他還是跟這些藝術家還維持著友誼。也因此，他認為這可能是個人獨立的策展計畫和在官方、大型美術館裡進行機構內策展的狀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因為在這些計畫裡，策展人與團隊是從民間和這些藝術家一起成長，用熱情為彼此相挺。

對吳達坤而言，作為策展人、藝術家在現代社會裡面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談所有的議題。尤其《AAA》其實是延續《後民國》的關心，將一個藝術脈絡下所建立的烏托邦企圖凸顯的狀態統整之後，將範圍擴大到東亞島鏈，然後再次透過藝術策展的方法去拉出平行於現實的架構，以藝術的語言去提問，關於對國家主義另類的想像、對於政府組織的看法以及核能的關注等等議題。因此，雖然展覽本身結束了，但《AAA》以及 《後民國》都以臉書粉絲頁面的形式繼續存在且活動著。因為兩個計畫皆是結合吳達坤自己感興趣的不同題目，包括藝術家的行動主義，國家主義等，然後思考如何跟藝術家一起工作，再一起將這些議題透過展覽重建出來的創造性過程。計畫凸顯了透過藝術對歷史與社會想像、跟時事結合，例如針對工運、社運提出討論，對流行文化、影像的觀察，以及議題的狀態實際上是如何隨著時間不斷前進與變化。因此，展覽雖然結束，這些關心不但未曾停止甚至有所擴展，並繼續透過社交平台、講座、活動、工坊等不同的形式繼續，甚至可與國科會等不同領域的機構建立關係，並從更不同的角度來繼續觀察與思考。

在獨立策展的計畫裡，策展人從計畫發生的場所的可能，網絡人脈的建立與互動，將構想化為實體的執行，當然還有與藝術家共同激盪想法、並將一同將展覽帶到難以事先預想的樣貌等過程，絕非倚靠一己之力便能完成。以吳達坤的計畫為例，也許獨立策展人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引子。從個體興起的的一個關心與概念出發，將有著共同興趣或目標的藝術家、藝術空間、機構、畫廊、甚至虛擬的角色通通找出來、串連在一起。透過策展行動，形成了一個網絡甚至是組織，共同發響，彼此督促，相互刺激，分享資源，透過這個協力的過程整個策展計畫得以完整，並繼續發展。這個過程，或許是獨立策展工作中最刺激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