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樂、戲謔、操弄：董怡芬《Play Me 我不是我》中的多重底蘊

玩樂、戲謔、操弄：董怡芬《Play Me 我不是我》中的多重底蘊

圖版提供｜董怡芬

第一次走進實驗劇場感到沒有任何觀看的壓力，或許是編舞家董怡芬編造了一個完全沒有門檻的觀看形式。是劇？是舞？似乎不再那麼重要！

從一開始舞台上排滿整齊的椅子，獨留下的空缺在開場後快速的被填滿，而此刻的「秩序」似乎是一個等待被批判的隱喻。在沒有侷限座位的遊戲規則中，五個表演者與滿座的觀眾席形成對比，並與觀眾一起互動玩著「大風吹」的遊戲。大風吹勾起了觀眾們的童年回憶，跟著表演者共同完成了類即興的一個段落。然而，在拿起麥克風的那一刻起， 發號施令與完成動作之間揭示了「魁儡般」的遊戲表演正在上演；而觀眾也因孩童般的回憶，而似乎忽略了宰制與被宰制之間的社會關係。

《Play Me 我不是我》以「掌握麥克風」進行了一個從「玩樂」、「戲謔」到「操控」的轉折，表演者隱身於旁發號著操弄肢體動作的號令，猶如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1984》或摩爾(Alan Moor)和洛伊德(David Lloyd)所撰寫的《V怪客》(V for Vendetta)裡宰制者隱身於螢幕背後操控世人的王。掌握麥克風、發號施令到操控他人，《Play Me 我不是我》在動作的純粹與反叛之間藉由衝突對比凸顯主題論述。值得一提的是，表演僅僅以肢體動作訓練的簡單語彙，輕描淡寫地批判著人在社會中的行為準則與角色扮演。命令與規則的流轉之間，演繹著社會中不同階層的人類互動行為，有時得以反叛，有時卻身不由己的情境，正如舞碼介紹中所強調的：「『指令遊戲』成為發展身體動作動機的有力媒介……舞者們在遊戲看似揶揄、輕鬆、趣味下，卻也用心狡詐的試探彼此……微微到出了人與人之間的權力結構關係。」

有趣的是，舞劇中特別安排了築起高牆與自我防衛的戲碼，從中隱約的敘述著自我社會化，以及個人與群體之間有機且穩定的關係。從舞者的表演中可以意會到，無論個人如何存在於群體之間，以及群體如何存在於個人之中，彼此之間如何相互作用或相互滲透的互動關係，都不是一種客觀形成的自然態度。易言之，一個人對於自我的想像，在他人思想中的印象，如何在他人面前表現自己的行為方式，以及做出行為之後如何理解他人對自己行為的評價等等社會學式的提問，在舞者的互動、劇場中的椅子(從整體排放、破壞、堆放、重新展開一個空間場域)，以及掌握麥克風的社會權力關係之中，皆可發現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自我的主體性與自我認同似乎都是透過「身不由己」的權力運作來定義。

總體而言，《Play Me 我不是我》在一個小時內，以輕鬆詼諧的形式一方面讓觀眾融入在遊戲的氛圍之中，一方面又利用單純的肢體動作，在順從與反動之間，讓大家思考著生活、工作與生存在社會中所謂合理邏輯法則的適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