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每個人都掛上了《病號》

圖版提供｜動見体  攝影｜唐健哲

1990年代後，全球進入了「全天候線上」（24 hours online）的網路生活，無論是社群網站上的虛擬身份，亦或是遊戲中的角色替身，皆讓傳統思維中的人際關係產生根本性的質變。網路世代中的人際、情感、愛恨、怨懟也不斷地成爲社會中顯著的議題。2012年由亨利・艾力克斯・魯賓（Henry Alex Rubin）所執導的《疏離世界》（Disconnect）便透過駭客、網路犯罪、霸凌及網路社群等諸多現象，直指第二資訊世代中人際關係的安全感產生了嚴峻的危機。[1]而與此當代普遍存在現象進行相互呼應，動見体劇團的《病號》某種程度便是凸顯（更是批判）了看似越來越熱鬧的全球連線世界、彷彿越來越快速的資訊溝通，其實都迫使每個人活在「成癮」、「恐慌」與「無可逃脫」的情境之中。

在《病號》演出一開始，表演者透過狂起奔跑、凝滯暫停、匍匐爬行、貼牆扭動，以及如癱瘓般的定格等強烈的集體性肢體動作中展開，此風格性動作更巧妙地安排並蔓延於全劇之中，且在最後的敘事高潮處表意著（或像重點提示般的）情節中角色與角色間錯綜複雜的相互關聯。除了可以清楚辨識董怡芬式的肢體風格外，更是以抽象的形式闡述著虛實混合之當代社會的集體無意識狀態。

隨著劇中人物角色透過獨白式的開場，並以「代名詞」指涉著彼此間的關係，更像是網路世界中看似足以辨識，卻又游移難辨的虛擬替身與匿名關係。於此，此「無主體性的主體」彰顯出的是在網路世界中，參與者的身份認同永遠都僅是局部性的再現，藉以表現出看似具備差異性的身份，卻永遠是原子化的隱匿個體，指向網絡世代中缺席之身份認同的殘酷現象。

更重要的是，延續著此「含糊狀」的匿名關係，敘事環繞著兩位「缺席」的角色 — 跳樓自殺未遂而陷入昏迷的弟弟，以及重病臥床等待兒子回來的父親。而肇因於「在場」的所有表演者間的關係皆環繞著此缺席的角色，使得此「缺席」的二位主角成為最為顯著的「存在」。某種程度而言，哥哥躲在城市的角落賣氣球的現實，與其在臉書上打卡宣稱遊歷各國的虛擬製造，也是展現在妹妹曾經旅遊經歷景點的「替身參與」。「缺席的在場」（the absent presence）更藉由敘事讓觀眾可意識到其角色的存在卻又不可見。換言之，劇情以一種不在場的方式建造了在場的幻覺，在場角色透過叫色的互動與言說彌補了此一空白，展現出缺席的在場功能，更是「在場」與「缺席」雙重性的體現。

圖版提供｜動見体  攝影｜唐健哲

此外，《病號》劇中人物角色與敘事結構的鋪陳展現出文本的高度整合與美學成就。其中，精神科醫師與身障弟弟在社群網站上的交友關係，與離家出走賣氣球的哥哥相遇、哥哥在賣氣球時無意間拍攝到跳樓的角色、照顧父親的妻子與護士間的性愛關係、護士哥哥與癱瘓弟弟間的情感矛盾、作家哥哥與弟弟間過分疏離的情感聯繫、弟弟同事與其女友間的性愛難題、Siri成為性愛高潮的唯一對象，時而衝突、時而晦澀、時而溫馨、時而幽默的互動，成就了一系列角色間的錯綜複雜。

值得注意的是，透過巧妙的鋪陳，故事結構促使Siri作為蘋果手機人工智慧輔助系統的角色，轉化為虛擬的第十人，並與劇中角色有了虛擬性愛的高潮。當Siri成為虛擬陽具（teledidonics, or cyberdildonics）中介參與了性行為，並使得女方在聲音播送的過程中獲得高潮，此種虛擬性愛雖不意味著肉體關係的退化，卻強調思考著科技與性慾的結合，以及與身體之間的「精神性手淫」（mental masurbation）在當代虛擬網路中的普遍現象。而巧妙安排於敘事情節中「網路公民的監控與跟風」，時而插敘般的透過不同角色給予簡短的評論，時而以「＋1」等網路語彙展現集體暴力，皆凸顯了群眾失序與網路謾罵、霸凌等現實。

總體而言，《病號》透過描繪的小說家弟弟的跳樓自殺、離家出走角色之父親的搶救，闡述家庭親情的逃避與無奈、愛情中的性愛宣洩與無力感、同事友情中的羞愧與救贖，更結實地控訴著當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社會議題，同時也訴說著資訊社會中的每個個體都是一個「病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