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虛無成為表演／行動失效的開脫－評臺北藝術節《山高流水之空中》

圖版提供｜明日和合製作所   攝影｜羅慕昕

演出：明日和合製作所
時間：2018/08/15 19:30
地點：臺北市中山堂光復廳

劇場本是當下的藝術，存在於演出者與觀眾間無法二次複製的經驗，然而對明日和合製作所於臺北藝術節演出計畫《山高流水之空中》而言，每一次的差異或可說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散戲後，我望向身旁友人（題外話是面對多視角參與式作品，也讓評論之主觀敘述變得無可避免），連續看了兩場的友人說，這真是一齣難以評價且評論的演出，因為他同時見證了兩種天壤地別的現場體驗。只是，在這樣的開放式演出設定中，身為觀眾的我們就只能碰運氣嗎？我的立場恰好相反，我認為正是最終大好大壞的落差，突顯了創作架構之失準，更讓作品本身陷入某種自我消耗的尷尬局面。

在繼續論述之前，或許有必要先簡短說明演出架構與我個人參與的場次體驗。在開演前，觀眾有數十分鐘不等的自由時間走訪現場提案攤位，「初步認識」各家提案訴求；時間一到，會議主持人（由吳牧青擔任）於祭壇現身，在種種諧擬台灣民俗宗教的儀式中開始議會質詢過程，邀請提案人站上蓮花座「再述」提案訴求，並接受其他提案人與台下觀眾（以「委員」稱呼之）分別質詢。從進場至質詢過程中，觀眾皆可以手中冰塊造型的光明燈投票支持提案，最後二十分鐘則選出前三高票的提案，再次「深論」提案訴求，以圍觀人數多寡決定最高票者。最後，所有投票用的光明燈都倒入水中「放水流」，以送終儀式哀悼未通過之提案，才讓當晚勝出之提案人上轎接受眾人歡呼膜拜。

圖版提供｜明日和合製作所   攝影｜羅慕昕

以上是大致不變的演出架構，然讓演出結果截然不同之變因，來自受邀參與的提案人。以我觀看場次（8月15日）為例，共有五組提案，分別為：都市採集農耕隊、超渡國歌、全裸合法化、泛性與表藝老師。至於其他場次提案人則另包括長期耕耘議題的倡議團體如手天使、愛滋除罪化，或以表演者身分參與的政黨人物等。然而如黃馨儀於〈假性的民主扮演派對－《山高流水之空中》〉評論文中所提及：「是議題提案者同質性過於相近... 光就題目便可得見三者在性權平等與性自主的共通點，現場七組提案亦無觀點衝突者（有兩組棄權未出席），使得整晚的討論都在相近且近乎同溫的脈絡下發生」，如此也壓縮了落實於社會層面的對話／辯論可能[1]。事實上，主辦單位並非沒有意識到這點，如黃馨儀也於其文章註解引述：「明日和合製作所主要創作者黃鼎云在8月13日Florian的講座中亦提出邀演的右派團體臨時退出」，可見原本創作企圖的確是想擴展討論參與之光譜，只是創作團隊難道就只能處於被動嗎？關於此部分請容後再述[2]。

圖版提供｜明日和合製作所   攝影｜羅慕昕

自我們走進劇場的那一刻起，便可強烈感受《山高流水之空中》以表演翻轉甚至瓦解政治現實的企圖：曾為公會堂、臺北市議會的中山堂歷史建築、民俗信仰與政治規則的比擬、所謂「台灣／中華民國在台灣」既真實又荒謬的時空背景設定，都試圖召喚出你我或熟悉或陌生的當代政治現象。但若我們真正以劇場角度來看此劇，卻像是一場角色功課未作足的半成品，連帶地削弱了讓觀眾「願意入戲」（或說「主動參與」）的動力。這也是我前段提及「初步認識」、「再述」且「詳論」提案述求之三階段皆特別加上引號的原因。舉例來說，在我所觀看的場次，並無任何一項訴求具有完整論述（無論是認真或荒謬），也缺乏由細節堆砌而成的可信度。當「政治人物需接受表演訓練」成為一個提案主題（非我所觀看場次）時，我也不禁想問：那麼提案者，在此處等同於政治人物之角色，需要接受表演訓練嗎？換言之，如果提案人無法如宗教儀式般在劇場中將自身「過渡」成另一身分，如何進一步說服觀眾也跟著走進「委員」的角色扮演中？也因此，在這需仰賴你情我願才能成立的參與式體驗裡，身為觀眾的我們能依據的只剩下最空洞的提案口號而已。於是當質詢時儘管偶有靈光閃現（如「要倡議貓狗在公共空間全裸嗎？」又或是「國歌被超渡後去了哪裡？是否會如廢棄物般為那地方的人帶來困擾？」）但很快地得回到插科打諢救場，以確保議題始終停留在最表面，因為一旦往空洞的內在鑽研就走不下去了（在我觀賞的此場演出，甚至為了怕冷場，出現許多低俗甚至毫無性別意識的言論，這都是相當危險的）。

在「劇場表演性」之前提下，再回過頭來思索先前提到「邀演的右派團體臨時退出」而導致參與者較顯單一，我不禁納悶難道只有這些團體能提出代表「另一種聲音」的觀點嗎？劇場的魅力不正在於其「扮演」？我們既有天馬行空的提案如「表藝老師植入晶片，若未曾在兩廳院購票就會在意圖說出『藝術』二字時被鎖喉電擊」，不也能將這般混淆真假的手法運用在更多元的、更突破同溫層的提案上嗎？於是對我而言，最適切總結此演出的一刻，就在倡議全裸合法化的提案人蔣誼劭捨不得放下身上包裹取暖的毯子（因室內空調極低），像是以誠實的身體不小心表露了與提案角色間的疏離，卻又不肯進一步在實踐與扮演間帶出更多層次的思考（如是否非得全裸倡議全裸？若穿著衣物倡議全裸會有什麼效果？），便顯得如此進退失據。

和其他場觀眾稍微比較了提案人不同所產生的差異，或許真的是運氣不好，湊到了一場同質性更高卻又難以彼此呼應著力的組合（在此非討論個別提案立意如何，而是「在一起／Assembly」的聚合效果）。其他演出有幾場邀請具有表演經驗、或具有表演者身分的政黨人士再度混淆劇場／議場之真真假假，另有幾場更有倡議團體在劇場再度「搬演」外在世界的思辨空間。但難道我未曾參與到的提案如手天使或愛滋除罪化，就能引導出更深刻的討論嗎？就某方面而言，我是認同的，然我真正存疑的是議題一旦被納入劇場空間，戴上了以「表演性」為名的透視鏡，是否真能看出什麼唯有在「當下的劇場」才能成立的新觀點？或許他們所提出的論述較插科打諢更全面也深入，但終歸一句，這些議題是以什麼身分在演出中被呈現？「聚集」的意圖究竟是匯集劇場或議場內外的行動能量？抑或反而以藝術為名消費的行動本身？是「作品」給了「行動」舞台？還是「行動」被「作品」拿來證明政治現實之虛無的工具？當認真嚴肅的議題與插科打諢的對話並列，是否更加深了此「政治虛無」之刻板形象（如「說得再好聽也是無意義」）？最終在送終儀式中，一切的投票支持皆消散於無形，連帶損耗的是否包括了劇場之外真實累積的動能呢？

圖版提供｜明日和合製作所   攝影｜羅慕昕

甫記得幾年前太陽花學運之際，台新藝術獎曾有過一連串關於太陽花／大腸花究竟是藝術消費政治、還是政治收編藝術的激烈討論[3]。本屆藝術節邀訪的德國學者Florian Malzacher在系列講座中也側重於街頭行動、劇場手法與政治現實間的關係（以與太陽花運動類似性質的全球佔領行動為例）。當政治的表演性與表演的政治性互相參照時，在劇場「重現」政治場景的企圖為何，這是我更想問的問題。縱使演出的確讓我們感受到審議式民主正如一場虛無鬧劇，然而這不正是我們在現實中即可充分感受的嗎？甚至在現實世界中，還存在著看似嚴肅時則空無、是議場也是秀場的荒謬反差，但在此作品中，卻被扁平化為一廂情願的情境設定。套用Malzacher在講座〈不只是現實的一面鏡子 尋找當代的政治劇場〉中提到的看法：「劇場作為虛假與真實並存的空間，讓我們能夠更放膽地實驗」[4]。若以此檢視《山高流水之空中》，我們究竟在劇場中創造了什麼現實世界所無法帶來的衝擊經驗？作品試圖以參與式劇場重現社會現象，但卻無法更細緻地處理社會真實的多層次樣貌（事實上明日和合製作所前作《請翻開次頁繼續作答》也有著類似問題），但我們正是需要如此這般「細膩操作」，才讓表演與政治互為表裡。在此我想提到同樣將以中山為議會現場的另一作品《金錢眾議院（The Money）》，先前我曾為《表演藝術雜誌》訪問其導演賽斯．漢諾（Seth Honnor），在訪問中賽斯一再強調「所有結構細節都是深思熟慮的選擇」，遊戲是否成立便在於細節之掌控，於是「桌子大小、椅子數量…都充滿了難以察覺卻事關緊要的算計。」[5]儘管因此作尚未演出，無法真正拿兩個節目相比，然以賽斯此言為例，這隻看不見的手，不正是政治與表演（甚至是宗教）一大相似處，讓觀眾一步步自願掉入天羅地網的陷阱之中？而此陷阱不見得讓觀眾處於被動，反而是去創造一個自給自足的空間，藉此才能真正醞釀些什麼。我認為這正是《山高流水之空中》所缺乏的，於是最終只能放著其實也在摸索階段的主席、提案人在場中，憑著個人魅力直面承接現場觀眾的友善或敵意，熱切或事不關己，就這麼卡在政治與表演間，上不著天且下不著地。

或許以號稱「地雷場」（引用會議主席吳牧青所言）之參與經驗來評論，對雙方都是有些「不幸」。然而，我們同時卻也不該忽略如此類參與式作品，的確是需要與過往全然不同的創作過程。在侷限的經驗下，每一場正式演出都成了排練與實驗。此刻累積的經驗能帶著我們走向何處，才是更珍貴且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