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度觀察報告

2014年是渾沌曖昧的一年，從政治上的紛擾、經濟上的動盪，到文化上的不安在在都影響著藝文領域的創作實踐。若文化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是經由不同的治理策略構連一起，以體制的支援來引領美學創造力與集體生活方式，並發揮引導作用。那麼，或許國家計畫導向式的文化政策也同樣地影響著2014年的藝文實踐。[1]然而，民間的力量並未因為文化政策階段性告終而停歇，廣藝基金會在文化部的支持之下，與奧地利林茲電子藝術節籌畫單位進行跨國合作（QA Ring），廣邀國際製作人，開啟跨國創作對談的實踐。在QA Ring的系列活動中，更扶植了多個團隊進行跨界創作展演，如：《柯基托斯》與《攣・城》，並成功地將台灣的創作團隊及其作品與國際製作人連結起來。當然，「跨界」展演的本質與內涵經由多年的討論之後，慢慢地皆成為藝文創作的必然手段與策略。在2014年中，廣泛地被討論的有白先勇的名作《孽子》改編成劇場版的長篇大作、書法家董陽孜的《騷》與爵士、舞蹈與多媒體特效的跨界合作，以及劉守曜獨舞《Shapde 5.5》中與多層次的影像共同結合。此外，電影導演蔡明亮結合行動、裝置、繪畫與電影元素的跨界作品《玄奘》，與其強調空間情境、影像雕塑，以及影像跨界的《來美術館郊遊：蔡明亮大展》。

2014 年同時也因為社會公民力量的覺醒而觸發許多社會運動的產生，除了藝術家自我表述性的多元創作之外，此種景況同時也反映在本年度的藝文創作與展演上，例如：「亞細亞安那其連線」中袁廣鳴的《佔領第561小時》、陳敬元的《議場內的肖像》、潘逸舟的《生活掃描：台灣》；由鴻鴻策劃的「華格納革命指環」系列創作中亦有當代化的社會批判；由彭靖文與「讀演劇人」的第四號作品《玫瑰色的國》；山宛然與弘宛然的《聊齋，聊什麼哉？！》中實況轉播攻佔立法院的新聞影像；以及，袁廣鳴「不舒適的明日」一展中亦展出《佔領第561小時》。甚至，「太陽花運動」與隨之而來的音地大帝的「大腸花」都涵納了許多藝術創作的痕跡。

除了結合當代性政治議題的視覺性展演外，聲響（聲音）視覺化的相關計畫也展現出其創作與社會性之間的關聯性。「聲響」來自於演出空間當中演員、觀眾以及各種介質所發出，同樣具有一過性的特質。聲響從空間的靜默出現，彌漫於空間之中，伴隨著表演的結束而消失。聲響對於聽見的人發生作用，不僅給予他者空間感覺，更是直迫入人體內，產生心理和情緒上的反應。立方計畫空間展出的「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以學院式研究取徑的辯證歷程，彙整台灣戰後關於聲響藝術的文化生產實踐。林其蔚的《磁帶音樂》以文件展與錄像裝置等元素，並結合儀式性的聲音表演，展出了長年創作的結果，表意聲響、身體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此外，陳伯義的《層跡》與《紅毛港遷村實錄》、陳正才的《圍城x施工中》、動見体的《野良犬之家》、蔡海如策劃之《喬・伊拉克希的鏡花園》，以及鳳甲美術館的第四屆台灣國際錄像藝術展《鬼魂的迴返》等展演更鎖定台灣社會變遷、社會情境、風俗文化、生活慣習等不同面向的社會議題進行藝術性的論證。

邁入2014的後媒體情境中，還有一個令人驚艷的現象，藝文創作與展演已經從其本身物質獨特性的預設中拆解出來，並轉向當代無所不在的媒介性多元形式之際，台灣的藝術創作者及其作品，例如：李銘宸的《戀曲2010》與《擺爛》、高重黎的《幻燈簡報電影系列006—秋刀魚的滋味》、廖曉薇短片創作展《荒原三首》、鄧兆旻的《因此，X等於X》、驫舞劇場的《英雄》、曾鈺娟的《奇米拉的世界》、林欣怡的《復活・餘地》，以及1+1雙舞作的《看得見的城市，看不見的人》、《裝死》等等，不斷地以自身的力量展現出跨媒材的擴張已深入人們所有生活細節的事實，並凸顯其普遍性的拓延。

從2014整年度的藝文展演觀之，除了傳統藝術般將表演者與觀眾間主客關係劃分明確的展演形式，以一種集體式反應來回饋演出之外，當代藝術創作中亦強調「體驗式經驗」，強化觀眾如何想像、思考藝術創作的意義，以及多元文本間的互動性，創作者也開始意識到創作的操作性（manipulative）與可變性（variability），因而創製出將觀眾拉進作品內的豐富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