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時間的記憶：「臺南中國城」的死亡筆記

海馬迴光畫館的「臺南中國城」是一個不太尋常的展覽。嚴格來說，這個展覽既與藝術成品無關，也「暫時」與現成物沒有太直接的關聯。當然，不明就裡的觀眾還是可以將這些從被市政府拆除的中國城搶救出來的各式各樣的物件當作藝術品或現成物來看待。雖然，這是可行的（畢竟展覽就發生在藝廊裡），但是卻絲毫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在觀看這個展覽之前，從朋友那裡耳聞了一些布展前後的訊息，包括以攝影家陳伯義為首的創作者帶領年輕世代的藝術家、策展人、學生、學者及媒體工作者等人在一月中旬開始進入中國城進行田調工作、舉辦討論會、表演，乃至他們在極短時間內決定以蒐集到的資料與物件等材料籌畫展覽的做法。就某種程度來說，展名的直接與淺白，說明了這些富有熱情與使命感的藝術工作者的動機和目的。於是，在對於這個展覽及其所述對象中國城一知半解的情況下，我去看了展覽。當我走入展場時，我的第一個感覺像是到了跳蚤市場。需要強調的，這絕對沒有半點貶義。我的確切意思是，我猶似走入一個收集舊夢的光亮房間，裡面的展品，從物具、圖像到文字等等，竟讓我想到那個幾乎已被自己遺忘的成長年代。如果我是道地的臺南人，這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怪就怪在「臺南中國城」一展所散發出來的氣息及其時代符號，竟與我成長的那個東南亞城市有莫大的相似之處：冰宮溜冰場、卡帶錄影帶、言情小說、偶像明星寫真照等等。就此，「臺南中國城」一展立刻體現出來的，無疑是那個在1980-90年代期間盛極一時的流行文化與媒介型態，上述的跳蚤市場指的尤其是展廳裡那些搜羅到的形形色色的甚至引人遐想的東西，在那個時代背景下成長的觀眾是不可能不感到些許興奮的，它們自然觸動了觀眾的記憶，讓他們在瞬間回到了從前。

顯然，時間是這個展覽最大的籌碼與特點，整個展場圍繞著它而變得具體起來。首先，懷舊即是不可避免的產物。這不僅指向了藝術工作者們發動系列田調工作、藝術事件與倉促成行的展覽之舉，更意味著那些被拾取的林林總總的東西與觀眾產生連結的情感和記憶之關係。奠基於此，「臺南中國城」的第二種時間向度是關於歷史考古的：涉及這座中國城在1983年被興建起來的來龍去脈及其不光彩的沒落，及上溯至它從日殖時期以來的發展源頭等等。如果現場擺置的各種物件以舊貨市場般的形態直陳了觀眾（尤其是市民）對於集體時間乃至私密時間的指認和想像，那麼牆上按照時間順序從1920年代到2016年的數字與相關剪報資料則清楚地標示了一個空間的死亡紀年。換句話說，如果前者是時間膠囊的話，後者就是縮時攝影。每一個年代即是一個事件的代表，每一個事件都以因果論的方式並以倒敘的修辭手法預知了中國城的死亡紀事。「臺南中國城」遂像是一本死亡筆記，清晰載明了自己的生死，但沒有輪迴。最悲觀的結果：如果依照展場的敘事邏輯來判斷，它只有不斷循環的生與死。面對這一切，我猶如置身歷史博物館，從物件到年表，私密與公共、私人與集體、人民與治理的複雜維度穿透其間；而再也看不見的城中城，彷彿奧菲神話，它在回返人世間之前不捨地回首，注定了自身的消亡。

面對這一個無法改變卻似乎注定的命運，中國城及以其作為論題的展覽還有什麼不同且新的做法？從鮮豔奪目的海報來思考展覽的行動策略與目的，藝術家們是成竹在胸的：偌大的「臺南中國城商業大樓」字眼置於中間，左右兩則上下分別寫道「全國第一景／府城新名勝／觀光王國新商標！佔地3000坪／觀光消費城／明天落成和您見面！」，而海報背景的圖像則是破敗不堪的中國城內景。圖文嚴重不符，彼此造成的落差，拉扯出——除了上述的懷舊與考古時間之外——另一種展覽欲形構的廢墟時間。此種廢墟時間的形態與邏輯是臺灣藝術家，至少從這十幾年來的陳界仁、姚瑞中、高俊宏、陳伯義、林欣怡甚至袁廣鳴等人的相關作品，致力形塑的嚴肅課題與美學提問。今年年初，在公視紀錄觀點《對照記：視覺藝術篇》的紀錄影片中，陳界仁在和高俊宏對話時提到了廢墟乃是一個被談壞了的議題。他的言下之意，在我看來，當然意在批判那些將廢墟視作靜態、無歷史化甚至某種徒具美感秉性的書寫或思想。從陳界仁以降，到受他影響極深的高俊宏的作品中，廢墟不管是作為一個被前者稱作「社會現場」還是被後者視為「失能空間」的表徵，直白地說無不是逼顯人民遭受某種體制剝削並從中顯露出失衡的治理及其暴力的所在。所以，與其說廢墟作為詩意的論題是一種謬論，倒不如說它是某種與文化和歷史、人民和國家的失憶密切相關的實質概念確切些。在此基礎上，藝術家藉由作品展開讓觀眾可以重新想像、介入及思考和自身命運有關的種種問題。

那「臺南中國城」呢？廢墟時間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核心構成。從上述的懷舊到考古，顯而易見的，廢墟時間一方面在展場中以各式物件所層疊出來的各種不同歷史形貌與變遷顯露出來，另一方面則和政治治理的發展主義而導致敗壞空間的誕生息息相關。前者一不小心就向戀物傾斜，而後者則是政治批判。以展覽之名，戀物的廢墟時間微光乍現，無傷大雅；而政治批判的光譜，進一步被藝術家們透過行動主義串聯在一塊。就這一點來說，我尤其對懸掛於展場二樓牆上的紀錄畫面展映著多位年輕藝術家（小嫩豬、飛雪與王駝組成的「復仇者聯盟」）在文夏於中國城11樓創立的「音樂城」中，重新演繹這位著名歌手的代表作〈男性的復仇〉印象深刻。他們在二月四號一個題為「中國城暗黑藝術事件」中將這首台語老歌改頭換面，不僅陳述了彼時住在情色小旅館內寂寞女子的心聲，更重要的將此種賣春與買春的行徑和當前的都市更新發展計畫及臺南藝術大學反併校的行動連結在一起。如同展覽海報的視覺風格，所謂的廢墟時間在這群藝術家身上以蔑視、諧擬及反抗的姿態被轉置出來。

「臺南中國城」作為展覽的潛能，除了聯繫上述的藝術事件及二樓展場後半部展示了近年來各地藝術工作者回應將被拆除的中國城的相關作品之外，尚有許多可加以發展的策畫與方案。其中一個或可推進「臺南中國城」的關鍵提問，在於藝術家們到底要如何定位這些好不容易被拯救下來的東西？是歷史文物？文件？還是檔案？藝術工作者面對的挑戰，不僅是要找到什麼，更困難之處還是到底要保存甚麼作為未來之用。目前這個展覽型態定位在研究初段，許多工作例如建檔、分類及命名等瑣碎程序尚在展開與進行中，有關歷史面向與資料釐清等過程曠日費時，一樓展場中央那被堆疊起來的無法細數的物品幾乎說明了這個未竟之業。具體來說，在我看來，「臺南中國城」目前所處於的文件狀態近乎一種百科全書範式，每一個物品都可被歸屬於城中的每一戶居所及其住民，三十多年的記憶層層相疊，內在與潛在關係尚待考掘和分析。關於這一點，值得一提的，展覽中以冰宮溜冰場來貫串視覺物件與小說的展示手法，已顯雛型。百科全書的優點是應有盡有，但缺點是浩如煙海的資料作為展覽仍難以被閱讀與被觀看。另一種可能實踐的檔案方案，在於大膽地重新裁切與配置、剪輯與調度，譬如或可在展示空間上採取垂直投映的多重連結，讓浩繁文件可以時空錯置地構成一種在視覺形態上、題旨形態上及思想形態上，足以體現「臺南中國城」許多尚未被述說、未被視見、及未被感知的記憶地圖。

這是藝術家們的未來挑戰，也是展覽另一個值得期待的起點。

（謝謝攝影家陳伯義提供第二、三張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