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國際評審」

        我們為什麼需要「國際評審」？

        放在檯面上的，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國際評審」被認為較具有「宏觀視野」，能將審視目光放在全球的尺度上衡量與比較，能成功跳脫台灣在地觀點的束縛與可能的侷限（好像在地評審就難有國際視野？）。二是「國際評審」被認為較為「公正客觀」，不會受到在地脈絡的牽絆（人脈、權力、利益的糾葛），而能做出更為公平無私的判斷（好像在地評審就難跳脫出人情或利誘？）。至於不在檯面上的理由，大家也心知肚明，遠來的和尚未必都會念經，但遠來的和尚絕對是台灣想像「國際接軌」、擠身「國際舞台」的迫切連結。對評審的組成，我們當然期待能有兼容並蓄、創造開展的「觀點異質性」而非一言堂，但問題出在我們往往就直接把「觀點異質性」簡化為「國際評審」的有無。 

        我從來不反對國際評審制度，也不認為在可見的將來，台灣各大重要獎項會有取消或放棄國際評審的可能，但我們必須要反思的是，那慣常投射在「國際評審」身上的「宏觀」與「客觀」期待，到底有無其合理性？就以我個人的經驗作為討論的出發點。有一年擔任台灣紀錄片的評審，與另位兩名國際評審一起看片、討論並決定出最後獲獎名單。整個過程讓人非常提心吊膽，兩名國際評審都是知名影評人與影展策劃人，在影像的專業判斷上絕對沒有問題，但初步交換意見時，明明一些非常精彩的台灣紀錄片，卻被評為「看不懂，不知道要表達什麼」、「說話太多太快，來不及看英文字幕」（兩位國際評審的母語皆非英文）。這時的「文化差異」直接影響到「美學接收」，太過在地的議題讓國際評審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太快的剪接速度、太多的鏡頭轉換、太長的旁白或對話，也都可能讓國際評審完全跟不上影片的節奏。反過頭來，一些聚焦於單一個人生命經驗、人道關懷或節奏平緩的片子，卻因為容易讓「國際評審」進入狀況，而意外獲得了相對較多的討論機會。

        而與此「文化差異」同時發生的，也包括了台灣本地評審的權力消長。有些國際評審傲慢難溝通，絕不承認有何「文化差異」的斷裂，更將其主觀無限上綱到普世價值，而直接視台灣觀點狹隘或不重要。但也有些國際評審坦言不熟悉台灣歷史與在地脈絡，關鍵時刻完全由本地評審說了算，此過度尊重的結果，反倒也有可能將「文化差異」翻轉成由特定在地評審操控的局面，尤其是涉及到跨領域的問題時，國際評審自己熟悉的領域不容易過關，反倒是國際評審不熟悉的領域容易過關，只要在地評審掛保證，就可以有各種合縱連橫的策略，各樣出乎意料的結果，這些都是我從實戰經驗中得到的心得與感想。

        如此看來，「國際評審」面對「文化差異」，當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有些時候「文化差異」斷裂太大的作品，根本不要妄想得到國際評審的青睞，就算在地評審說破了嘴也沒有用，但有些時候越是不熟悉的跨領域、越是文化門檻要求偏高或在地脈絡更強的作品，反而讓國際評審自廢武功，名存實亡，越看不懂、越不熟悉的，居然有可能越容易過關，只要有在地評審的絕對加持與強力拉票。但更可怕不是國際評審視而不見「文化差異」或對「文化差異」舉白旗投降，而是在「文化差異」處看不到「文化差異」，把同時兼具「全球在地」的特異性，讀成了沒有在地、只有全球的共同趨勢（甚至此趨勢還是宣判為已趨式微的強弩之末）。

        在當前的全球化時代，「文化差異」在感性敏銳度上的絕對要求，不是在不同之處看到不同，在相同之處看到相同，而是學習如何在不同之處看到相同，在相同之處看到不同。例如都是「長鏡頭」美學，但侯孝賢的長鏡頭跟安哲羅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塔爾（Béla Tarr）的長鏡頭會是一樣的嗎？例如都是「低限主義」，但「歐洲低限主義」與「亞洲低限主義」會是一樣的嗎？或同被歸類於「亞洲低限主義」的蔡明亮與泰國導演阿比查邦（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蔡明亮的「慢」會跟阿比查邦的慢是一樣嗎？例如蔡明亮的劇場創作《玄奘》與義大利劇場導演卡士鐵路奇(Romeo Castellucci)的劇場創作，都有視覺藝術上的獨特造型，但難道都可以被一起歸類為歐洲身體劇場極限主義的表現方式，而無視於《玄奘》不論就台灣劇場史或全球劇場史而言，都絕對給出獨樹一幟、無出其右的身體－時間實驗嗎？

        美學判斷向來沒有放諸四海的準則，評審合議向來選出來的大獎作品，往往未必是個別評審心中的首選，所有評審制會發生的問題，不論有沒有國際評審，也都還是會發生，也都還是會引起爭議、引發後續討論。但在過度迷信國際評審的台灣，我們還是不可不察「國際評審」做為一個遠大理念與實際操作之間的可能落差，我們無可迴避且必須面對的問題，正是「國際評審」在面對「文化差異」時「可能」的過猶不及、進退失據，甚至視而不見，易被操縱。也唯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避免在國際評審的身上，投射過多「宏觀」、「客觀」、「公正」的期待，或給予其過多倚重仰賴的決斷位置。

        當然，恐怖的從來不是擔任國際評審的個人，恐怖的向來都是對「國際評審」制度的過高期待與對「文化差異」可能造成關鍵影響的過低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