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體制擄獲的凝視或相反──談饒加恩的Shortcut

果真如展覽文案所說的，Shortcut試圖「消除畫廊牆面的展示功能」或「遮蔽、干擾觀者的視線」？難道它不正剛好掉入了這個意圖的反面，也就是說，沒有消除或遮蔽了什麼，而是相反地使自身成了畫廊裏的展示品，毫無窒礙地進入觀者欲求作品的視線之中!

Shortcut沒遮到什麼，全然是一種展示，是背反於它的展覽訴求，甚至其規模尺寸也達不到遮蔽作用；因為它是沿著畫廊牆面四周而懸吊的木條，固然離地面高約160公分，約一般人的身高所及的眼睛部位，但長約十餘公分，觀者隨時可低頭走出Shortcut的走道設計，自由走動，到處觀看。若要形成真正的遮蔽，我們大可建議把懸吊式的木條改為環繞畫廊四周的立面，或設計成觀者必須走在裏面的甬道，此時，畫廊牆面的展示功能就會如實地遭到遮蔽。但無論怎麼做，特別在畫廊的觀看機制裏，任何遮蔽物的宣稱是無法豁免於自身的展示功能。不過，我們不應掉入遮蔽與顯示的命題漩渦，或在兩者之間做出何者為是的仲裁，而是應回到一個實質的裝置問題上。其實，饒加恩告訴我們，Shortcut在於將畫廊區分兩個部份，一是透過前述提到的木條結構來揭示觀者慣性的既定路徑，屬於身體感知，另是觀者可隨時走出該路徑的空間制約，屬於論述或溝通的場域。這種出入的便給點出了Shortcut在字面上賦予的作品概念，像是他所說的，給觀者在身體感知與論述之間自由穿梭的一條捷徑。

在談到這條捷徑之前，我認為，饒加恩的Shortcut不能被錯看是60年代低限藝術（minimalism）的重現，不然有個形式方面的但書：在美學內涵或歷史狀況上跟前者有所變異。

回到遮蔽的運作，它失去了自身的完整涵義，也就是說，Shortcut不僅遮蔽不了什麼，還使自己成了被看者，最終淪為一種斑漬。斑漬，此詞是就拉岡(Jacques Lacan)的術語來說的，是凝視的辭格，而凝視在此並不是指發自能看主體的注視，而是代表人所注視的某物，因而使人成了被擄獲的客體。換句話，Shortcut不僅沒遮蔽饒加恩所指稱的再現功能，反而由此揭示了他對這種功能的凝視，以至於他本人成了這種機構的擄獲物；這是在意於「大他者」的存在，因而為其所擄獲。

這個問題還值得關注嗎？

回顧西方20世紀藝術史，對機構之再現體制的批判是60-70年代低限、觀念藝術及其理論界所處理過的事，例如說，反再現的操作，身體感知的美學能動性，撤除物件的感知份量，強調框架的重要性，探討它作為再現機制的可能運作等等。但我不想說Shortcut是過時的產物，因為有比議題更為細膩的操作是值得推敲的。首先是對關於「大他者」的凝視，一方面Shortcut讓人再反思那段批判機構的藝術理論會以無效告終的理由：當批判是在體系內部進行時，結果會是遭到它的回收的命運，反而利於體系的再循環，並藉由差異化的再生產，讓體系屢獲生機的再演進，革命的另一種說詞－－如今，我們可以把美國藝評家卡羅絲（Rosalind Krauss）在〈擴展場域的雕塑〉一文中提到的「公理結構」(axiomatic structures)讀作是對展演機構的凝視部署。另一方面，如果批判－－如同Shortcut的遮蔽效果－－只是敵對立場的宣稱，一種立場的轉換而沒有提出敘事維度，那終將會掉入敵對的共謀，淪為徒具形式的輪替。這不是說要廢除立場，相反地，要去堅持立場的必然性，但理由在於敘事的歧見及其視野政治，而不是立場的認同政治。我覺得Shortcut意識到這些問題，所以有兩項操作的提出：身體感知與抽離這種感知的論述，以便進行自我反觀。然而，這裏有形式化的美學危機，因為使這兩項操作得以隨時交替的模式（低頭的走進走出）難保不是饒加恩所謂的捷徑，而是一條發生在展演機構之再現體制內部裏的短路（short-circuit）。想要穿越大他者幻象，不是簡單的行動就可輕鬆完成，得要付出一定的代價，至少在此穿越中，我們不再是原本的自己了，Shortcut給出這種捷徑之柔軟與馴化，多少是令人疑慮的，更何況也沒給我們什麼額外的敘事－－若說身體本身就是敘事，是解構視覺的再現機制，這種美學動能也早已被開發過了。

大他者，集體約定的象徵體系，其所營造的幻象絕非虛無飄渺的幻想，而是堅實有力的場域，一種經由記號所部署的交換系統，就Shortcut來看，畫廊是其化身。不過，當我們回頭再讀饒加恩的展覽文案時，事情又好像變得不是這樣，有點耐人尋味；例如他提到此作可移出該空間到任何地方，成為一種「流動的架構」，從畫廊、美術館到市集或大自然都有可能。看來Shortcut似乎不應像前述那樣被說死，因為它允諾一個未來的實驗前景，使所謂的捷徑有待進一步的瞭解，儘管目前還停留在書面的構想上：這裏似乎蘊含一種反凝視，時空的一種轉換門，但要給出什麼敘事呢？應該不會陷入展演的文化資本之所無所不在的迴路(loop)，總之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