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舞蹈？抑或是跳出舞蹈的域外----看鄭宗龍《一個藍色的地方》

鄭宗龍，《一個藍色的地方》
雲門2《春鬥2013—搞不定 》
地點：台中市文化局中山堂
日期：2013/4/21(日)14：30

沒有配樂，沒有肢體舒展，像是在舞台上那些為了展示形體的造型與運動，使出韻律或預留姿勢伏筆的運動，並形成某種結構以孕育事件，鋪陳敘事，也就是說，通通沒有，只有某種恍惚、顛瘋或歇斯底里的肢體擺弄；這是在鄭宗龍編製的《一個藍色的地方》裏，時有的這麼一種舞碼段落；它揪住我的心神，像是平日在路上偶有撞見的精神失常者，或是某種精神官能症的發作，且集中在手勢，是手不斷地糾纏自我身體，甚至突擊他人，旁人若不閃避，便是隔距投以凝視，霎時中挫或打斷了行走的節奏與步調。從這個場景回神過來，讀了一下鄭宗龍醞釀此作的說法，他說某個寂寞困頓睡不著的夜晚，在頂樓吹風，坐在陽台上觀看城市喧囂的夜景直到凌晨的靜歇，此時天空佈滿一片漸層的藍色，讓他有遠離人世塵囂的感受，是編作此舞的源頭。那麼，要如何評價它與這種感受的關聯呢？

關鍵就在於前述提及的顛瘋時刻，該舞作迸發敘事張力的所在。這裏有兩個論題，一是，《一個藍色的地方》不應把它視為僅限於私人情緒的表達，即使它是來自於此，因為只要經過藝術機制的轉譯，那就跨出了個體界線，不再是私人領域的事；例如且不說展演機構的運作涉及作品概念的形塑，不是編舞家一個人能獨掌的事，鄭宗龍談到這齣舞劇跟舞者們的對話，請她們陳述每個人的心事，並以自我詮釋的方式融入舞蹈。二是以顛瘋的肢體運動為判準來討論《一個藍色的地方》的美學關注，要問的是，是否顛瘋的肢體是主要的舞碼，而不淪為組成元素之一，被馴化，成為賞心悅目的舞作，納入一種讓人安坐於觀眾席的美學政治性。鄭宗龍的處理是穩健的，將舞碼的新意、實驗性的語彙很適切地編入舞蹈體制裏，使其容易為大眾品味所接受，正如同安置大眾的制式的展演空間，規格化的藝術殿堂；這裏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例如光影的細膩設計，搭配馬友友詮釋John Tavener的樂曲The Protecting Veil，服裝的設計等等，帶出舞作既幽渺又緊迫驚惶的氛圍。這個氛圍始終是發生在一定的框架內，觀者與舞者的空間劃分，像是台上與台下的區隔。這種區隔有時是可無疵議的，因為只要有藝術就少不了這個結構，即使解除它也只是在物理層面上，知性的邏輯運作依然存在。這不是說《一個藍色的地方》就只能這樣演出，剛好相反，走出《雲門》舞作貫有的殿堂空間是可行的；這不是說它得像是偶發藝術或發生在日常空間的行為藝術那般，而是觀者與舞者同處一室，共享地板或相同的地面是可以被想像的；這裏，舞者穿梭於觀者，或相反也是，同時觀者跟著舞者隨處移行，形成一種不定的浮動界線，產生某種不期然的肢體互動，我認為，顛瘋的肢體在此是該舞作釋放其張力的最佳時機。

為何要這樣說？因為與其安全地展示，倒不如激進地去呼應《一個藍色的地方》該本來既有的成份，予以共振之！舞蹈固然還是舞蹈，但已跨到它的反面，甚至是它的域外。即使這個域外後來有被收編為舞碼語言之虞，有一種在過渡中所發生的逆轉或彼此的互逆不就是藝術最為迷人的地方，而藝術在此不是當下的認知，反而總是事後的追認。這裏，誕生一個臨時性的共同體，有一種歇斯底里的病肢運動，沒有人有權說自己是正常人，但不至於掉入劫難無望的煉獄裏，因為這種舞蹈—¬—¬¬我想像《一個藍色的地方》的激進版本——給出社會治療的密教配方，像是一種以病去病的社會允諾，同時也為舞蹈藝術在健肢與病肢之間留下一個深層經驗的可能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