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第四面牆是一個旋轉門－－ 閒話《山地話》

陳仕瑛《山地話》演出劇照，攝影:羅淵德  圖版提供│陳仕瑛

地點：牯嶺街小劇場

時間：2013/09/07，20:30

開場前，觀賞《山地話》的觀眾被要求戴上口罩，並且受邀於沒有舞台分隔的劇場等著演出發生，這裏有狀似軍警的演員已置身其中，有一個人被綁著，有的手持不明的感應器到處掃描觀眾，若機器發出聲響，會稍作檢查或搜身盤查。就在有人遭到戲劇性的強力拉扯之際，眾人走避，退卻並讓出空間，隨即意識到劇演開始，劇場界所謂的「第四面牆」出現了，觀眾與演員開始區隔起來。這面牆是四處移動的，像是在解構舞台，但實際上不是，因為它是依劇本所需形成表演區塊，不斷更移；也就是說，六位演員混入觀眾的內部進行演出，使彼此肉身同處一樣的地平面，但演出所指涉的事件是投射到另一個時空，劇場文本所屬的特定敘事；在此，觀眾不是被隔離舞台的人，而是成為圍觀者，像是被賦予見證人的角色。

暫且回到《山地話》的劇本，這是根據英國劇作家Pinter的劇本改編而成，敘事由一場探監展開，是關於講山地話是犯法的故事，最後禁令解除，但人也喪失語言能力，再次遭到羞辱。劇導陳仕瑛抽離原劇本的特定情節，將它處理成一個關於語言、監禁與暴力的概念架構，因而不是劇情或劇本文學的再現，焦點反而是肢體暴力的欺壓，扭曲不清的話語陳述。這些演出很給力，很強，整場軍警般的虐人氛圍，包括工作人員對現場的跟拍錄影，顯然是有意刺破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被體制化的包膜。在當今台灣，禁止講某個族群語言已經成了過去式，所以《山地話》能發揮的社會議題有限，反倒是陳仕瑛提到他對當前不斷發生官方背離人民主權與侵害基本人權的思考，會是比較契合我們當前的民主危機。不過，比起原劇本，語言宰制的政治性似乎沒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但也幸好沒有套用標語口號式的社會議題。於是，我們看到《山地話》具有抽離劇本的文學性，但又不至於淪為形式化的抽象遊戲，而是從那裏萃取某種肢體的動力模組，一種事關身體權力/力量(power)的關係。這是治理與被治理的權力展示，而且還讓它發生在觀眾身旁，是《山地話》讓我覺得最具感染力的地方。

除了語言的政治性有待轉化為我們的在地問題之外，「第四面牆」也是值得再深究的，先講我個人當天在現場的插曲。回到先前提到現場有人遭到戲劇性拉扯的那一幕，此刻讓觀眾目光產生集體聚焦的狀態可說是劇本敘事的開始，但其實只要觀眾入場的當下，戲就幾乎就可以算是開始了，我就在此時等著事情發生，突然有人悄悄地將某個小東西塞到我的手裏。對於這個異物，我既沒拒斥，也沒承接，而是一時間對這突來的動作會意不過來，從我手裏滑落，掉在地上，接著是我看著掉在地上的東西(五金零件的環圈)，好奇地把它檢起來收著，因為馬上認出這個人，其特殊舉止看起來就是演員，大概要給我某種訊息。然後隨著暴力場景的劇本敘事的開演與進行，我腦中浮現一個念頭，心想萬一有演員很威嚇地命令手上有環圈的觀眾出列，我將要如何反應？承認我有或沒有？我不想參與演出，立刻把它丟了？或是以這個丟的動作來表示我的某種參與（犯行或不犯行，涉嫌人或關係人）？總之，他們會如何追究我，包括我的這種動作，或隱瞞事實而不做回應的動作，而就是這個環圈的關係到所謂「第四面牆」的可能運作。要強調的是，「第四面牆」是因劇場而存在的，但並不表示它必然是穩固不動，但它的流動也不等於說它會消失，而是有如旋轉門所產生的遊戲，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疏離理論(Verfremdung)也應這樣來理解；也就是說，不讓觀眾沉迷於劇本世界的疏離作用必然也要有個著力的支點，這個支點就是能讓人沉迷的劇本世界，是來回於反再現與再現之間。

我認為，若「第四面牆」有變成旋轉門的契機，環圈可以是關鍵元素之一，但實際上並沒有發生。我之所以這麼想，是因為《山地話》一開始就曾發揮過這種作用，只是後來就轉入一般的劇演規制裏：觀眾在看戲，連帶使觀者成為見證人的張力時刻也跟著消失了。再者，這不是建議把環圈當成好玩的互動遊戲，這樣反而使動作變得平庸無聊，我想談的環圈是作為一種誘發事件的佈署，把發生在觀眾身上的真實事件與《山地話》劇本的再現世界彼此扣連，有如環圈的某種運作。在某種層面上，這個運作有其殘酷性，一方面，它有冒犯觀者身體之虞，另一方面在觀者身上也引發了權力與倫理課題；譬如說，觀者有權只當觀者，因為他們至少是付費來觀賞，但付費是否也包含參與的但書。固然，這種殘酷性在劇場裏有其擬像的成份，但有時也不無反饋地以此方式契合了《山地話》所要傳達的根本意念。這讓人想到龔卓軍在誠品畫廊策畫的「我們是否工作過量？」，展出者之一的「河床劇場」設計了一件只為一個觀者而做的演出《六呎之下，十呎之上》，發生了演者與觀者、演與不演的辯證，但《山地話》更因其劇本的設定，引發的思考或問題層次似乎有可能會尖銳許多了。

陳泰松2013/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