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需要施工？ －關於陳正才的《圍城×施工中》

是什麼需要施工？

－關於陳正才的《圍城×施工中》－

時間：2014/01/27-02/16
地點：桃園中壢馬祖新村
圖版提供：陳泰松

雖是眷村，但弔詭地有如軍營的地理鏡像，以臨時居留的方式駐紮台灣，並隨後深深地、有如紮根似地，扎進台灣的現代歷史裡層當中；它當然是台灣固有的，成為在地的時空敘事之一。看陳正才的藝術創作《圍城×施工中》，循線來到桃園中壢眷村的馬祖新村，作品所在位於一棟名為將軍府的房子，裏面共有五件裝置，最裡面地其中一件《1-9-4-9》顧名思義，點出了這種社區由來的歷史起點：眾所周知，國民黨因國共內戰敗退台灣的年份，但在反攻中國領土無望下，隨著時代變遷與都市發展等因素，如今不是拆除、改建、或迫遷如華光社區，便是經由有識者的努力被保留成一個歷史遺跡。關於後者，這讓人特別想到去年侯淑姿的個展「我們在此相遇」，談的是她從2009年2月踏入左營眷村，透過訪談、影像與文字記錄它的消亡，並與當地居民對話，奔走搶救眷舍，批判眷改政策對弱勢者與歷史文化記憶的戕害。

如何領會《圍城×施工中》？這件作品所帶出的歷史議題是複雜的，但至少一種領會方式是以它為穿梭時空的場所，讓它成為一個讓人出入的場域，從中去構想這個「出入」可能拉出的路徑或諸多路徑會是綜覽全局的視角。《圍城×施工中》便是這個理念的實踐，一方面，它試圖標出前面說的起始年代1949年，但須辨識，如數謎，不是一目了然；《倒轉英烈千秋》是對愛國宣傳的電影進行逆轉放映，不僅在於回顧，更在於給予抽離敘事投入的反思；《藍綠之間》無非是解嚴後統獨政黨的政治對決，但只是淪為窗框的色彩配置，是取自這個閒置的眷村，被洗淨後的物件擺設；位於入口處的《圍城》展示歷史攝影，內容是住在眷村裏的人過往在中國鄉土、跟隨國民黨逃離中國到台灣等畫面，並被前面一堵由屋瓦堆疊而成圍牆所隔開（僅是半人身高，所以攝影可見），顯然是族群意識的鞏固，但也是把自身隔絕於外的防線。另一方面，我們也可走出大歷史敘事的空間佈署，走入《顯影》這個小房間，去讀個體的家庭照，一些屬於家的人事記憶與生命點滴。《圍城×施工中》是跟「馬祖新村數位典藏計畫」有關，而陳正才透過此作在家與國這兩種空間之間建立起一條出入管道。有時候，或在某種程度上，家與國不是位於兩端的極點，而是“國家”這個名詞所表述的意識形態；在這裏，兩者彼此互通，或互為表裏，其間的信仰價值有如直線的互通，無礙地直達彼此的核心信念。

不過，更有意思的地方是，陳正才刻意留下將軍宅裏若干空房間，圍上寫有施工中的布條，使觀者無論走到哪裏都會碰著，被阻絕於外，其目的是要人在觀看影像設置之餘，使這個屬於眷村的空間物質性也能得到同等的關注，試圖再拉出一條聯繫家國之外的路徑。目前，馬祖新村剛啟動它的歷史空間的設置案，也是《圍城×施工中》的展出背景，是所謂「實驗進駐藝術成果展」的其中一項，未來還被賦予文創基地的政策構想，無論在機構運作上或在建築空間上都有待整治與規劃，很自然讓人聯想到陳正才會以“施工中” 為名來描述這種狀態。然而，“施工中”這個被綁著的語詞，不也是標示著某種懸而未決的歷史空缺、荒蕪與思想閒置。首先，這些所謂“施工中”的空間給出的物質性是指居所，是人得以棲身、安頓生命的展現；由這裏，有人性尊嚴的渴求與實現，但被陳正才召喚出某種倫理猶如“施工中”的建構進行式，這不僅是指一具讓彼此交歡的肉身得以共享台灣與交誼，更是以空缺處所遙指一個在破除黨國意識之下的「後民國」，或是一個有待重建的政體。對此，我們必須替《圍城×施工中》拉出它能有的更多路徑；無可置疑地，不是眷村，而是設置眷村的黨國體制才是批判的焦點所在，包括其主導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與戒嚴時期的迫害，以及當今這個黨國體制的政商資本產業化。換句話，過去歷史中的眷村是黨國體制的空間佈署之一，以至於說它是連上整個黨國機器的空間運作並也不為過，這些空間有的是治安的，軍事的，政治監獄的，當然也包括政府機關等相關組織與團體。這些網絡的佈建無疑是黑暗的，挑起人們敏感的政治神經，但也是在《圍城×施工中》有所缺漏的歷史張力；這是真實不諱的存在，而藝術對政治空間的觸探與概念佈署在此是被賦予更多的文化期待。若要大膽把這個議題走下去，最近雲程對台灣在二戰後的美國外交檔案翻譯《福爾摩沙1949》有著重要的貢獻，內容直指中華民國做為一個流亡政府與領台政權，帶著非法、欠缺法律或完整條約訂定的國家狀態，簡言之，當台灣是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國家時，若它不是不正常，便是有問題的。這也是白先勇在《孽子》一書開頭不久便說到的：這是一個極不合法的國度，沒有政府，沒有憲法，不被承認，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國民。如今讀來，除非這個「烏合」是從國家桎梏解放出來的諸眾，否則仍是－－但有所不同的是當代的「烏合」更是指國家目標的混亂，當中包括非國家的安琪那想像！

就藝術語彙來說，《圍城×施工中》是溫文雅致的，也算是符合一般文史工作者面向社會大眾的教育性，其使用的影像是再現式的象徵體系，一套約定俗成、可以共通理解的符號。這種大眾可通曉的語言自然有其社會價值，也能完成這個展覽的美學功能，對於被排在流俗之外的異端歷史則顯現其限制，但相較於現場其他諸作，《圍城×施工中》在空間掌握上畢竟是精煉成熟的，熟練地展示當代藝術對場所特有的品味處理與美學姿態。

2014/02/17陳泰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