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支路邊創作體《狂人教育》

「鐵支路邊創作體」（以下簡稱「鐵支路邊」）三月份在台南文化中心「原生劇場」推出《狂人教育》，劇本來自日本已逝前衛劇作家寺山修司，就演出情況來看，劇演者都是年輕人，有企圖心，相當努力演好這齣已被搬演多次的經典戲，但有幾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首先是劇本方面，《狂人教育》有其不可輕忽的話劇成份，角色彼此間的對話台詞是一大工作，尤其是著眼於當代台灣的文化脈絡；很顯然地，「鐵支路邊」呈現台詞的話語層次稍嫌淺薄，語意肌理有待加強。這不是說要像一般戲劇常有的耍腔調，患上咬文嚼字的過度表演，而是演繹或詮釋劇本的話語文本的問題，一個屬於文學層次的表現問題，不能照搬寺山修司的成果，簡單講，話要如何講，要講什麼，講的內容要指涉什麼意義等等。當然，「鐵支路邊」不是沒有想到脈絡元素，例如在結束時，放映兩年前政府強力徵收大埔農地的抗議畫面，但有流於花絮點妝的危險；要問的是，若該事件有其訴求，為何不對《狂人教育》進行劇本的改寫，一個農民版的《狂人教育》？連帶的問題是服裝與道具的語意設計，關係到劇場的意義組織如何定位的質問。

「鐵支路邊」是關於主體意識抵抗集體馴化的悲劇故事，發瘋（精神病）是這種抵抗的逃逸路徑，付出的代價是遭到眾人處死，「鐵支路邊」在劇本上有意思地加入一個命題：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歌；這讓人想到林懷民在1986年的劇作《我的鄉愁，我的歌》映照出5、60年代台灣底層社會的困頓與主體掙。在「鐵支路邊」這邊，《狂人教育》有著政治主體化的諸眾寓言，或是試圖呼應台灣主體意識的國家寓言，橫在眼前的是劇碼的意義指涉如何構思的創作課題。當然，《狂人教育》是有別於《我的鄉愁，我的歌》，但兩者之間的轉進是耐人尋味的，而前者的欠缺之處便在於若不是這種歷史意識的警覺，便是反向地不夠狂顛，以一種徹底的虛無去解放任何歷史書寫的虛構，直抵治理者的偽理性與終極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