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參與性藝術的觀點

關於最近美國紐約大學藝術史教授Claire Bishop的來訪，讓人想到台灣當代藝術圈對某種當道的藝術潮流經常有的制式反映，譬如說，對政治性或參與性藝術的疑慮與排拒。然而，我認為當代藝術的評價系統不再是單一的，也很難被它獨擅其場，所以我不擔心「參與性藝術」會被當代藝壇拱奉成獨霸論述。但如果說它是當今藝術的顯學，我不否認，因為它代表著文化典範根本性的轉移(杜象早年的空氣瓶是屬於它的局部意義與早發的相對意義)，也意味著諸多藝術家們在藝術制作的象徵面上的追求、探討與普遍認同，而且在一些有趣的藝術家身上，我們看到一些不流於刻版逐流的創作。

我所謂的「社運者與作者的兩難」是以它們處於同等地位來掌握的，但若不是，那便會發生「借用式的資本換喻」──資本在此當然是指文化資本，或以文化資本為主導的政治資本。關於這種換喻，其實也是一種換域（更勝於跨域），一是以作者之名進行社運，是無關於作者的實踐，是作者將它的文化資本挹注社運能量（如學界藝文知名人士），另是以社運模式進行作者的實踐。關於後者的實踐是否淪為文化剝削型的吸血鬼∕吮吸者(sucker)是有待檢視的，不能一概而論，因為一種教義派的撻伐反而淹沒了感知的歧異路徑之可能美學的解放性。這種歧異路徑是寓居於反抗體制的陣營這邊，但又異於後者的二元對偶式的批判（雖然它是必要的）：它是基進性的奇數之路，是寓於反抗「一」的「二」裏，是「二」裏的「三」，因而絕不是二元選項之外的第三路線！我認為作者（或藝術家）是肩負這種歧異路徑的使徒，若說它還是掉入文化資本的自我累積，我欣然接受這種批判，因為使徒就是需要此區域中接受試煉與煎熬，考驗使徒自身的美學德性，是他∕她肩負邀請諸民與之共遊幽境的職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