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奇妙生活(之六)：七號病人

圖版提供｜伊通公園 IT PARK

如同物件導向存有論要角哈蒙(Harman)所說：這種哲學認為「人和花粉、氧氣、老鷹或風車間的關係和這些事物彼此間的互動並無類別上的不同。」(《游擊形上學》，2005，頁1) 這樣的哲學矢志成為一個去人類中心的思想，特別適合回應當前的生態危機。閱讀這樣的哲學，讀者不禁要問，那麼人類的位置會在哪裡？ 

對於這個問題，常見的回答是人只是萬有中的一員，但他沒有特權地位，哲學也不再把他放置在一個特別重要的位置，以此來看待事物；甚至相反地說，將人和物的關係置於思維的中心，並由此展開自然/文化的二分，正是現代思想兩百多年來的特徵。(拉突爾Latour) 對於這樣的回應感到不滿意的藝術理論家布希歐(Bourriaud)則提議，即使人不再是萬有的中心，他仍可以作為萬物間的節點。

台灣藝術家黃博志持續已有數年的「五百棵檸檬樹」計畫，在其中正好可以看到這樣一種微妙的思維變化。這計畫由2013年開始，原意是將展覽轉換為募資平台，計畫募集五百位酒標認購者，並將散佈於新竹及桃園三塊廢耕土地加以活化，種下五百棵檸檬樹以釀造檸檬酒。在這個由種植到釀酒的過程中，黃博志也進行研究和寫作，而他的寫作較接近虛構敘事，正是參與了台灣當代藝術中的一股「文學寫作」潮流(明顯者比如許哲瑜、高俊宏及張紋瑄)。

由這個計畫的關鍵字眼來看，它基本上是社會及文化導向的：關於體制面，它將藝術創作與分享經濟中的重要元素 -- 募資平台 -- 相結合，意圖脫離傳統的市場鉗制；在文化意義上，又使藝術計畫和土地活化議題相結合，於是藝術由作為再現世界轉變為改造世界。雖然這樣的藝術計畫原來是非常人類中心的，但在實踐過程中，因為涉及到農耕、植物的收集和轉化、菓酒的釀製、蒸餾及調製等程序，逐漸地開展出一個脫離人類中心的線索。黃博志在台北伊通公園的個展「七號病人」精采且集中地體現了這條線索；它在整體計畫中有一特殊地位，單獨提取出來作為個展，是相當適當且有見地的作法。

在他的文本和展覽中，七號病人原先是作者看完契訶夫《第六病房》所夢見的一位虛構人物。他在出場的時候，便很象徵性地被砍了頭[不再是思維的中心]，而這被砍下的頭，「像實心的木頭一樣，落到鋪著純白色絲綢的軟墊上」。沒有血液流出，這顆頭實際上就是木頭作的，甚至可以用切面來判斷其年齡。

在敘事的結尾處，這位七號病人被宣稱為敘事者的「爸爸」。或許這個斬頭的手勢可以解釋為將父親象徵性地謀殺甚至去勢，但這中間所發生的，卻比較是「父之名」的符徵錬連串變化，而這變化，也可解讀為人作為物之鍊結的節點。

圖版提供｜伊通公園 IT PARK

這位七號病人不只在夢中出現為木頭腦袋，他後來顯現為一位植物精華的萃取者。種植檸檬樹的計畫在整地時砍掉了不少棵相思樹，而七號病人：「也會採集相思樹根，泡茶時與茶葉同時加入茶壼中，或是以類似煎煮中藥的方法細火慢燉，之後加入大量沙糖。」於是，這位「病人」的出現，慢慢地成為各物類相互關係的展現者(這些關係原先便存在，並不因他而生，但卻由於他的出現而展現出來)。

比如白蟻蟻巢的出現：這蟻巢和敘事者母親較有闗係，因為它和過去母親開設的成衣工廠産品，即帶有蕾絲邊的坐墊完全結合在一起：「蟻巢則混雜了蕾絲坐墊、白蟻的唾液、排泄物、沙土而成。」這個有點奇觀化的物件，既是人造物、又是昆蟲遺留「建築」，又有純自然材料(沙土)，後來在北美館的個展中展出，標示著文本雖有虛構人物，但也有現實元素混入。

白蟻在七號病人的故事中扮演另一種角色，病人認為白蟻在蛀蝕他的木頭腦袋，拿著菜刀，卻沒有劈開自己的腦袋，而是削斷了自己的時間[生命]；像是巴塔耶故事中的眼睛，白蟻是一個幻化的元素，後來牠是病人頭上皮屑變化而成，但又回到腦袋自身之內：「一片片緩緩飄落的白色皮屑變成一隻隻不停飛竄的飛蟻，一找到機會便沿著他的耳道爬進腦袋裡。」在突破內外界線之後，這白蟻不只為病人帶來耳鳴，也吃掉了他的記憶[生命的儲存]。

在「五百棵檸檬樹」這個計畫中，「七號病人」或許只是個插曲，但它所帶出來的物之鍊結，透過一位被宣稱為「父親」的虛構人物作為節點，卻有著一種脫離人類中心的可能性，為整個計畫開展出一個截然不同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