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澤被，藝術送葬：黃博志《四樓天堂》，双方藝廊

為什麼「四樓天堂」（Heaven on Fourth）是紅色的？黃博志回答說，那是對「酒吧」的直覺。作品《四樓天堂》關於一位來自中國東北的非法移民性工作者宋揚，原來是系列現場演出，參與了2019年紐約Performa表演藝術雙年展，在限地搭建的兩層樓酒吧「四樓天堂」裡，演員們輪番朗誦藝術家與所邀請作家們所書寫的宋揚故事。台北双方藝廊的版本主要是從現場演出錄影剪輯而來的錄像裝置，加上朗誦的故事集結出版的文集。38歲的宋揚以「西西」這個名字在紐約法拉盛（Flushing)）地下按摩院工作，於警方的一次突襲掃黃中，被逼到陽台角落，從四樓墜下身亡，事發細節不明。她生前租賃的公寓後來開了一間酒吧或按摩店，名字便是黃博志作品名來源：「四樓天堂」。

《四樓天堂》的影像，全面沁染於紅色霓虹燈的紅，令人不得不思考這「紅」的意義。黃博志的「紅」，似乎顯然指涉紅燈區的紅，是情色的自我標示，但也令人連結起中國人的喜氣紅，與華裔身份緊密相連的文化代表色。張藝謀早期的經典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用紅色象徵父權結構，以紅燈籠之紅光照滿父系產權內的所有物，包含一群被紅光充盈、走不出宅第的女人。譚恩美成名小說《喜福會》描寫移民美國的華裔女性和她們的女兒，曾獲《洛杉磯時報》書籍獎、美國國家圖書獎、美國聯邦俱樂部書籍獎、美國加州書評會最佳小說獎，及1991年美國最佳小說獎。1994年華裔導演王穎改拍成電影，在紐約和洛杉磯等城市的電影院上映時大受歡迎，一時帶出對亞裔美國人的高漲關注與樂觀氛圍。[1] 2006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喜福會》中譯本，封面也選擇滿版的紅色調，裡面浮現母女相擁的形象。[2] 這種「紅」之強勢、根深蒂固，幾乎讓它接近種族主義刻板印象。

紅，也可能象徵死亡。如同愛倫坡短篇小說《紅死神的面具》中，令人「流出暗紅色的、恐怖的血」的紅死病，可能反映對死亡之懼怕所能想像的死亡極端形象。故事中「品味古怪獨到」「勇敢、大無畏」、「聰明有遠見」的普羅斯佩羅親王為躲避紅死病而設計、建築了一座城堡修道院，並從宮中挑選一千名身強體健、個性樂觀的男女貴族爵士，與他一起隱密縱樂，忘卻隔離於外的紅死病。故事高潮是親王在修道院中七個各自獨立又有通道相連的特殊房間，舉辦了一場化妝舞會。愛倫坡如此設定那七個房間：

每個房間的窗戶玻璃顏色都不同，基本上都依該房內部裝潢的主色調來鑲嵌，例如，最東邊的房間，裡頭懸掛的布置裝飾是藍色系，那麼它的窗戶便嵌入藍色玻璃；從東邊數來第二間房，裡頭的掛毯和裝飾品都是紫紅色系，那麼窗玻璃便是紫紅色；第三間房則徹頭徹尾都呈綠色系，因此窗玻璃便是綠色；第四間房則被妝點成橘色，第五間房是白色系，第六間房是紫羅蘭色系；至於第七間房，整個房間從天花板、牆壁，到地板全都是黑色系，黑色絲絨皺摺掛毯從上頭的天花板，往下方的牆面延伸直到牆角，掛毯末端的皺摺則垂墜覆蓋在同是黑絲絨材質的地毯之上，黑色系的裝潢連成一氣；不過比較特別的是，它的窗玻璃並非黑色，而是猩紅色，像暗沉血液一般的猩紅色。[3]

《四樓天堂》的文字與影像在結構上與愛倫坡故事中依序體驗的主題色房間有種奇異的相似。當我們順序瀏覽小冊，黃博志與所邀請的四位作家們已預備了各色的主題房間：

■ 進入黃博志⟨塞班島日記⟩，我們發現宋揚原來有寫日記的習慣，在來到法拉盛之前，她在遠離美國本土的熱帶塞班島所寫的日記裡有三個世界：以枝微末節瑣事堆疊出的愉悅心情、以空白頁留下的沮喪，以及用簽字筆塗滿的抽象世界。

■ 進入王雯麗⟨月光如水的夜⟩，眼前是在法拉盛站街的宋揚，她喜愛這裡出身的非裔作曲家詹姆士A. 布蘭德（James A. Bland）以斑鳩琴彈唱 ⟨月光如水的夜⟩ In the Evening by the Moonlight，現正對經過的雜貨店老闆如「一片腥臭的大舌舔遍全身」的打量目光，投以微笑，再紮緊馬尾，好甩開不快。

■ 進入黃彥樵⟨火鍋⟩，我們看到宋揚所在的美國文化熔爐中，煮著「天上飛、水中游、地上爬」，那些一輩子沒見過彼此的，如此在鍋裡碰著了，然後「被咬碎、嚼爛、吞下肚，成為別人的血肉。或是一塊鍋底的焦漬」。

■ 進入解依⟨腳底按摩師⟩，我們目睹著迷於蝴蝶的宋揚又被捕了，小時的她「喜歡向朋友展示自己的小小死亡百科全書」，其中收藏著「色彩斑斕的薄膜，華麗的花紋和形狀」，而現在踢她的警察，穿著「甲蟲光澤般的黑皮鞋」。

■ 進入顧凱倫⟨千萬像素⟩，我們聽到家用監控攝影機的人工眼睛自述著，回想當時警察衝上樓，它自問，「這閉路系統中她還能去哪？唯一的路就是出去。她看著我看著他們。她跑了。一躍而下。」然後它說，「別看。這是屬於她的時間。」所以它讓螢幕滿佈雪花雜訊，燒壞自己的線路。

如此，黃博志與共創的華裔美籍、臺灣作家們，各自重構宋揚的生命故事，一起結構出多面的晶體，每一面如同一種風格化的「有色眼鏡」，一個主題色的房間，配置著同色窗戶玻璃，光線射入，如同通過濾鏡，帶來各自瑰麗的色彩。而双方藝廊展出的《四樓天堂》展間，則更奇妙神似愛倫坡故事中神秘的第七間房。走入《四樓天堂》展間，我們彷彿便進入那最後的黑色房間，一個黑盒，除了Q17652546， 宋揚被捕的案件編號之手寫字型紅色霓虹燈之外，幾乎就只有五頻螢幕有光，漆黑鋪天蓋地，讓「天花板、牆壁，到地板全都是黑色系」，而螢幕如窗，且正如故事中的描述，「窗玻璃並非黑色，而是猩紅色，像暗沉血液一般的猩紅色」，透過這視窗流溢出的猩紅色影像之光，提示著嗜血色的死亡。

死亡，不只是宋揚所代表之移民、華裔女性、非法性工作者等多重邊緣性所召喚的死亡氣息，也是黃博志與所邀請的作家們重構宋揚之生命時，以藝術再三賦予的基進死亡：送葬「真相」，如黃博志的形容，「一個模仿一個的像素  模糊了所有的內容」。藝術送葬，如Gerhard Richter的 October 18, 1977 系列 （1988），以繪畫性筆觸重複模糊激進份子Baader-Meinhof團體在獄中的不明「自殺」。而黃博志與作家們的書寫接續鋪蓋了有色的房間，讓我們在時序中遭遇萬花筒般的真相晶體面向，一面又一面，無法想像晶體全貌，暫時安全處身藝術的感性修道院中。若想尋尋覓覓一個舉起世界的支點，我們來到紅色澤被的故事朗誦，感受那「紅光」，如同1987年美國攝影師安德里斯 · 塞拉諾（Andres Serrano）在《尿浸基督》（Piss Christ）中，以自己尿液製造出的紅黃色光暈，沐浴著袖珍的基督十字架，挑戰神聖與褻瀆、寧靜與驚悚之涇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