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訪生命中曾經缺席的過去：《台北詩人》中的創傷與撫慰

時間：2014.05.30
地點：松山文創園區多功能展演廳
劇名：《台北詩人》
演出團體：動見体劇團
圖版提供：廣藝藝術基金會
攝影：胡福財 

在現實生活中，「詩」與「詩人」的存在價值究竟為何？可以確認的是，詩可以清晰地反映人生、可以照映自我、可以教化人心，而這些看似相當陳舊的教條，在動見体劇團，透過編導王靖惇，將其叔叔王添源遺留下的日記與詩篇重新編造，讓《台北詩人》一劇結實地演繹出「詩」的存在意義與「詩人」與「詩」之間的相互照應；更甚之，透過視覺性的轉化，將詩與詩人，及其與生活世界的關係，重構成一多重敘事的舞台劇。 

「沒有死怎會知道生的存在」，一個從村上春樹小說中反覆出現的命題，也似乎成為《台北詩人》中的核心議題。故事從生命終點前的短暫時刻開始，臥病在床的主角被家人（妻子與姐弟）圍繞，並被醫生宣告即將壽終的情境中，遇見了一位陌生的黑衣男子。男子看似死神般的出現在主角彌留狀態之中卻身份可議，並引領著主角回到過去某些關鍵時刻，迫使自己回到過去，遇見十七歲的自己、青春時期的戀人、高中時期的好友、等待家人團圓的大姐，以及背負復興家業壓力的弟弟。從思想的角度觀之，因為從小家庭經商失敗、父母離家而導致離散的創傷，主角直到瀕臨死亡之前，幾乎皆處於一個沒有「活著」的狀態。而當主角重新「複訪」（revisit）過往生命的片刻之際，曾經「缺席」的「在場」成為彌補遺憾、撫慰心靈，並讓自我從「創傷」中昇華，了無遺憾離去的新契機。全劇透過幽默的對白，巧妙地針貶嘲弄作為詩人的主角，在傳統家庭的位置中，如何面對家人的期許與妻子的怨懟。這個「破碎家庭」導致的欠缺與壓抑，使得全劇最重要的「寄情寫詩的主角」、「維繫家庭的姊姊」、「誓言興家的弟弟」，以及「爭吵離異的妻子」得已維繫於此主旨之上。 

在《台北詩人》一劇中的時空世界有著特殊的表現形式。看似在瀕死醫院病床的穩定時空關係中，但事件與事件、景與景、幕與幕之間的巧妙轉化，透過倒敘的手法，讓空間位置具有特殊象徵的歷史意義，而抽象舞台中的白色斜坡設計結構，更成功地橋接劇中所表現的動作與人物組成的世界。從敘事觀點來看，全劇前半段的言說者聚焦於「主角」所展開的家庭與婚姻的議題，即便受黑衣人的帶領，轉移到摯友墜車死前在火車上的場景，或是大家堅守「違章建築」的家園，奮力抵抗討債份子的場景，言說者（narrator）皆還鎖定在主角身上。但是，到了下半場，敘事者的角色開始轉移，讓姊姊、弟弟、十七歲的自己、妻子的身上，使每個角色陸續成為故事的言說者，娓娓道來每個人內心的那一場戲。此一敘事主體的轉變，讓劇中最重要的「家庭」得以凸顯，不再是按照戲劇動作分量的輕重逐一排列；而是，將環繞於男主角身上中彼此相關的人物關係呈現於舞台之上。更特殊的是，一場妻子向姊姊坦白離婚的事實之際，透過插敘法，將敘事主體巧妙的轉換，銜接現在臥榻病床的情境與過往在日月潭的那一段記憶。

「化身」，可謂是將文字轉譯成視覺舞台情節中，最為設計精密的一種言說策略。複訪自己生命中曾經缺席的主角，開始將其自身的主體性轉化為「假扮的表哥」、「討債集團的份子」、「弟弟的心理醫生」，以及「姊姊的戀人」。在這些「化身」的劇幕中，主角被強烈的抽離，卻又血淋淋地在場，透過與關鍵角色不疾不徐的對話，讓主角心境上的轉變與難以相處現形於觀眾之前。而在「本尊」與「化身」之間的言語表現，成為混雜交疊雙重身份、刻劃人物性格最有力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一個「抽離的化身」—黑衣人，從一開始宣稱自己不是死神，隨著動作的推展，對主角的不自覺、被蒙在鼓裡的情境，到最後告白自己就是主角的化身，讓觀眾認知到一個人的「雙重性」。依此可見，劇場中利用化身這種技巧，讓觀眾分享到隱私和秘密，讓觀眾得以知道所有的事實、性格與真象，以及劇中人彼此之間無法得知的林林總總。 

作為一部當代小劇場的劇碼，《台北詩人》透過「那不是家，只是住的地方」做為一個統攝一切的中心觀念，以及透過小時候不見的那個「家」隱喻性地幻化成「詩」，成為主角發洩與逃避的唯一管道，使其快速轉化全劇敘事中最為欠缺的「愛」，來表現其最高意義之所在。主角感受不到（或無法承認）支離破碎的家庭之中仍有「愛」；然而，從「拒絕」到「複訪」的過程，逐漸完整生命中曾經缺席的在場，也瞭解姊姊的強硬個性來自於「愛」這個家，不願看其分崩離析；弟弟自責自己的不爭氣，也成為「愛」這個家的悲劇英雄。這些意象化的語言與場景不僅鮮明地表現出人物的性格，同時也決定了人物之間的情感關係，更鮮明地凸顯「愛這個家」的命題。至此，在劇的尾聲中揭開事實的真象，使觀眾鬆一口氣。觀眾的期待心理透過「懸解」獲得相當程度的滿足，這不僅僅是在劇終時合理地交代懸置於觀眾心理的疑惑，而是在於完滿了每個人心中的那個欠缺（l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