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海遺珠－徐寶琳遺作展》

觀賞的展覽：《滄海遺珠－徐寶琳遺作展》

展覽期間：2016/06/17-07/31

地點：國立歷史博物館

沿著南海路上欣賞歷史建築物，二二八紀念館、建國中學，一路走來，就到了被美麗荷花池圍繞著的國立歷史博物館。這位於臺北中樞地帶南海學園內的展館，參觀人數遠遠不及離市中心有一段距離，卻時時刻刻都人潮洶湧的臺北市立美術館。在炎熱的夏日中靜靜地矗立著的博物館，彷彿遺世獨立般。即將在七月三十一日從401展廳卸展的，是一位還來不及在臺灣美術史中建立一席之地就英年早逝的畫家的遺作展。徐寶琳（1932-1987）在「瀋陽事變」隔年（1932年）出生於瀋陽的一個書香家庭，因時局動盪，小學畢業後即輾轉從瀋陽到北平、天津、上海、上海、廣州，之後，隨著撤退人潮走避臺灣。由於無家可歸，建中校長讓他寄居校園，才得以半工半讀完成高中學業。1952年考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藝術系，兩年後考上公費留學獎學金前往馬德里深造。1959年畢業後，留在馬德里開始藝術創作生涯，舉行的畫展受到當地藝壇重視，也赴法國巴黎、美國紐約寫生。後因馬德里畫廊負責人突然去世，因而到紐約求職生活。1968年獲聘回到母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任教，就此返臺。在返臺任教的十數年之間，創作量豐沛，寫生的足跡更從臺北、南投、高雄，延伸到澎湖。1987年準備讓摯愛的獨生女赴維也納深造音樂，也計劃利用休假攜妻女赴西班牙，進一步開拓藝術視野，這應該是他再創藝術生涯高峰的重要時機，卻在出發前突然發病，與世長辭，享年五十五[1]。

為何是遺作展，而不是回顧展呢？策展人廖仁義指出，因為沒有足夠的經費與時間作回顧展，只能以「遺作展」的方向去想辦法。這次展出的作品，絕大多數都處在還沒修護的狀態，只有少數能以修護之後的狀態呈現，甚至還有不少作品的畫框還是當初遺留下來時的簡陋材質與老舊狀態，只能針對畫框進行簡單的補強與清理，暫時以這個寒酸的模樣展出。一方面呈現經費窘困的事實，二方面也期待社會上的識馬伯樂日後願意伸出援手[2]。

徐寶琳畫作《荷花》（1977）（三連作其中一幅。原作尺寸735x136.5 cm）

圖檔提供：徐馨慧

攝影者：涂寬裕

這次展出的50幅作品，以人物肖像、風景、靜物畫分為三大主題，其中又以風景畫為大宗。佔據展場最重要位置的，也是這次所有展品中尺寸最大的（735x136.5 cm），是作於1977年的荷花三連作。既是荷花的連作，就不能免俗地令人聯想到莫內（Claude Monet，1840－1926）在他精心建造的吉凡尼(Giverny)花園中所描繪的那著名的《睡蓮》（Les Nymphéas）系列。不若法國印象派畫家筆下那隨著不同時刻與心境所表現的光影浮動、錯落有致的、從圓圓的葉片中從容自在地望向天空的睡蓮，徐寶琳透過油彩在畫布上所描繪的，是炎熱的臺北植物園內喧喧嚷嚷地擠著，爭相從大葉片裡努力往天空伸直而去的、充滿生命力的粉紅花朵；即使夾雜著被颱風吹落、一部份已經枯褐殘敗的葉片，但那些碩大的葉片與結實纍纍的、飽滿的蓮蓬，伴隨著顏色艷麗的花朵，爭相展現出無限的生命力。這是炙熱陽光下的植物園荷花池，徐寶琳最後落地生根所居住的臺北。

這些以油畫為主的風景畫，從1950年代後半開始，描繪的是馬德里街景、教堂、海景、吉普賽人房舍等，1960年代初期是巴黎、紐約的教堂、街景，進入1970年代後，則是臺灣與離島各地的風景，如臺北的磚廠、工廠、楊梅工廠、高雄、海港、阿里山、玉山、澎湖等地的風景。這些風景畫多以建築物為主體，幾乎不見人物，偶見模糊的人影出現在某些畫作一隅，也僅止於點綴作用而已；構圖重視透視與幾何結構，有時還以失衡的幾何結構來突顯建築物。從用色方面來看，位處南歐的西班牙，海天湛藍、陽光普照，其建築物也繽紛多彩，但是在徐寶琳筆下的馬德里卻偏向冷色調，讓原本多彩的景象呈現出另一種樣貌，顯得荒涼孤寂。依廖仁義所言，「這或許是留學期間異鄉遊子的心境，也或許是他成長過程流離失所的空間經驗」[3]。雖然，整個展覽的作品色調都偏向沈穩，但是，觀察徐寶琳返回臺灣之後，也就是1968年之後的畫作，畫面的構圖與用色卻已慢慢較不若馬德里時期那般令人感到蕭索與疏離。這時期的風景畫，絕大多數的主題都是臺灣各地的風景，隨仍然以建築物為主，但不再只是街景或著名的建築物，而出現了一系列的工廠、建設中的城市建築等等，一方面也出現了臺灣各地的鄉土風景。廖仁義猜測這個改變或許與1970年代臺灣的政治社會變遷有關：1972年蔣經國推行十大建設，以及1971年臺灣被迫退出聯合國，影響臺灣的文化尋根運動等[4]。而徐寶琳畫作中的構圖，經常採用照相機的廣角鏡頭觀點，廖仁義認為這應該也是徐氏滯留紐約期間從事攝影工作的一項收獲[5]。令筆者驚訝的是一幅作於1982年的風景畫，畫作描繪的是臺北仁愛路圓環。熟悉這個街景的臺北人應該可以看得出來，雖然畫作成一長形開展，事實上將其前後連接起來，就是當時真實的臺北仁愛路圓環街景。360度環景圖像或者影像技術，在今天或許已經不成問題，但是當時將這樣的技法運用在繪畫上，可能還不是那麼常見。喜愛描繪建築物，以攝影的角度去構圖，這些應該都與畫家同時熱愛攝影與建築[6]（陳雯婷在文章中指出徐寶琳曾報考建築系[7]）脫不了關係吧。

徐寶琳畫作《風景》（臺北）（1982）（原作尺寸46x226cm）

圖檔提供：徐馨慧

攝影者：涂寬裕

人物肖像描繪的主題，除了自畫像之外，大部份都是妻女，深深表現出對她們的關愛與眷戀。在靜物畫方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74年的火腿、麵包與一杯紅酒，對照著1976年的三份燒餅、油條與豆漿。而無論是風景、肖像或靜物，油彩塗層都不若承襲自日本西洋美術教育的臺灣前輩畫家厚重，色調對比也較不明顯；引用參與修護的陳雯婷所言：「若說陳澄波是用高彩度色彩將台灣南方的熱情深刻如劃中，那麼徐寶琳的畫面色調就如同罩上一層透明白色濾鏡般的雅致」[8]。徐寶琳描繪的人、景、物，雖寫實，構圖也相當程度地與攝影的角度脫不了關係，但卻也不同於1960-1970年代盛行的photorealism 那樣地倚重照相技術，在那個時代中，可算是有著一種他自己的獨特風格。隨著描繪主體的不同，這些畫作經由創作者生命中的各個落腳處，串起了他的人生歷程；而透過主題、構圖與用色，這些畫作也透露出創作者的心境以及他所關心的對象。

在驟然去世之後，徐寶琳逐漸為人遺忘。經女兒徐馨慧的奔走，2000年曾在南投縣魚池鄉舉辦過一次徐寶琳遺作展。在畫家撒手人寰近三十年後，今年能在國立歷史博物館有這樣的遺作展，除了獨生女的努力之外，也歸功於許多人的幫助，例如展館、策展的北藝大美術系教授廖仁義，還有修護師以及因為參與這次修護，而決定以此過程作為碩士論文主題的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的陳雯婷。陳雯婷在吳盈君教授的指導之下所完成的碩士論文《滄海遺珠－徐寶琳油畫作品修護與研究》，為徐寶琳一生的藝術創作做出幾具參考價值的系統化整理，也讓徐寶琳這位已經被遺忘的藝術家重新回到美術史的舞臺，不但被看見、被研究、被重新評價，也得以進一步再被研究，並且再被賦予應得的歷史地位[9]。

策展人廖仁義表示，梵谷（Vincent van Gogh，1853－1890）位於法國巴黎西北郊區的墓園，當初因為沒有經費，只以長春藤覆蓋。如今雖然梵谷已獲得肯定，應有資源可以重新修砌，但是為了讓世人知道他的身後淒涼，相關人士也就決定維持原貌。基於同樣的態度，這次展覽選擇讓徐寶琳遺作以原貌呈現[10]。筆者認為，雖然這樣的展覽無法跟北美館舉行的知名臺灣重要畫家的大型回顧展相提並論，但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卻也可以說是呼應了畫家來不及在臺灣美術史上有更多影響力之前就撒手人寰、留下無助的妻女、身後淒涼的狀況。期望在許多人的努力之下所推出的這個展覽，能夠在臺灣藝術圈激起一點漣漪，讓更多人知道這位畫家，也讓他的作品可以得到應有的評價與歷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