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演結構的難題《母親》

《母親》劇照         攝影｜許斌        圖片提供｜窮劇場

1. 如何搬演結構

「共時」和「歷時」的對立，曾經在社會理論和歷史社會學中引起諸多討論。對社會學家來說，肉眼可見的萬般物象固然不斷演替，值得考掘的卻是其背後相對穩定、規制了行動者的共時性結構；在歷史學家眼裡，轉型才是關鍵，這又是行動者大量作為和無數小事件的積累與質變，因此研究的焦點應擺在歷時性發展。

作為一種時基藝術，戲劇作品往往努力說故事──觀眾神入其中，感受人事物的變化和事件的起承轉合，跟腳色們共同經歷一段時光；至於故事的寓意，一方面由編導有意無意地埋藏，另一方面由觀眾深淺不一地體會。這便是一種歷時性的美學呈現。

當我們沉湎於農民和公主不對等的苦戀時，注重門第禮教的封建社會只是環境；當我們激憤於雇主的壓迫、動容於勞工的犧牲時，吃人不吐骨頭的資本主義也只是背景。有沒有一種可能，讓「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本身不只是環境和背景，反而成為前景或焦點？難。因為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是抽象的結構，一種多重元素共時存在的關係或機制，有待行動者填入。所以演員就算可飾某腳或多腳，在拒絕擬人的前提下，也絕對無法「扮演一種關係」。欲達此目的，得由若干腳色互動而生故事，可這麼一來，關係或結構又返回布景，成為編導間接的指涉、觀眾抽衍的寓意。我們再次著迷於歷時事件。

2. 拒說故事，與父頑鬥

由王墨林導演、周伶芝編劇的《母親》試圖突破這個困難，但也付出了重大代價。

鄭尹真飾演女兒，楊奇殷飾演母親，母女互動而生的故事被壓至最低，近乎消失，成為聊勝於無的布景。之所以如此，又是因為詩化的獨白粉碎了常規的語意。在不考慮佐野洋子原作的前提下，觀眾憑藉漂浮的單詞、跳躍的字句和服飾道具猜測二人身處的情境：性別權力關係和殖民統治。楊奇殷潛藏於女裝下的各種男體動作，讓母親內裏的父性浮出；兩位演員的台詞和林育德的音樂設計──沒聽錯的話，應該是門緩緩開關的摩擦音效，質地細膩，詭異十足──也令帝國主義悄悄現蹤。

母女是父權下的母女，恰如人民和在地政府的關係總是籠罩在帝國權力下。用左翼政治的術語來說，殖民地的人民（女）就算產生相應的政權（母），後者也往往出自民族資產階級，最終是殖民者或帝國（父）的買辦。若母受父擺布、遭父篡權，成為另一新父、隱父，則此刻的女是否也因母的存在而受宰制、侵犯，甚至在革命過後成為新母；又或者，如何能側身反抗，拒絕成母，進而弒父？

此間的轉圜之處或許在於編導不落俗套地以母女為焦點，而非母子。若是後者，則子變父是慣例，不管是在生理上還是就多數古典文本而言。但因為是女，就算成母，受父侵害，也難以上位為父，因而只能是永遠的受壓迫者和反抗者。當開場的白被單轉為終場由血染紅的布，我們大約可知，女已歷盡殘暴的血腥現場，這是戰爭的，也是肉體的。她未成母，而是成為游離於母女之間的幽魂，統攝母女兩種身分的一般性／大寫女人，嚴厲控訴，與父頑鬥。

這般權力關係的發展（注意：這裡的「發展」不是故事性的，而是概念性的）可能過於簡單工整，不若劇中各色象徵所欲傳達的糾結；事實上，這也只是筆者的揣度，畢竟故事不明，可理解性只能建立在零落的符號上。

窮劇場這回試圖直接捕捉特定的社會結構及其中的主體建構過程與權力關係，而非呈現一個故事再由觀眾品味主人翁心情並反思既有體制（如《大世界娛樂場》系列），可謂野心獨具。但劇作不比論文，後者能以相對清晰的概念和論證說明抽象的結構，前者卻不得不倚賴千頭萬緒的象徵，而且終歸是一門官能藝術。再者，意義上的不確定性過多，終將使人陷於空無。

有趣的是，這麼做不是沒有好處：第一，由於語意解離，觀眾只能定睛在演員身體，回歸物質性（包括細聽音樂、細看舞台和投影），而鄭尹真和楊奇殷的表現的確令人刮目相看，軀幹的扭曲與四肢的蠕動，在冷感與高潮之間，在活死人與控訴者之間，兩人均悠遊自如；第二，這種呈現方式也相當「劇場性」──劇場空間本是象徵性的想像空間，拒絕呆板無趣的寫實或許才是循劇場之本做劇場之事，還想像力自由的面貌。

《母親》劇照         攝影｜許斌        圖片提供｜窮劇場

3. 小結

回到本文開頭界定的問題。現在幾乎沒有哪一位認真的學者會在「共時」與「歷時」擇一而論，我們都知道結構和發展、社會與歷史就算彼此不同，仍然構成一個統一體；往昔的對立之爭往往是形勢使然，無論是政治的還是理論的。當作者們力圖將敵人的論點扳往另一側，就容易出現極端論法，繼而興起特定「運動」，產生某支「學派」。

在戲劇的世界，也許當前的觀眾已經面對太多「故事」，習於著眼事件的「發展」，未能直面「結構」，但並不代表要捨棄基本的歷時性敘事，乃至拒絕語意明晰的對話，良好地綜合結構和發展才是值得挑戰的難題。總的來說，《母親》在形式上別樹一格，是對俗套的批判，對煽情的制止，在內容上也緊扣東亞的歷史政治，性別權力關係和殖民地統治始終是重要的題目，但不免矯枉過正，犧牲了被更多觀眾理解和接受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