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離開的第三種人《無法離開的人》

戴上 VR「頭盔」，進入另一個世界。首先是島嶼邊緣的海上，我們立於中央，剎那間就要失去平衡。再來是一座寢室──充滿蠟像，那是白色恐怖期間綠島的新生訓導處。

爾後我們從一連串故事了解到，政治迫害下受難者的遺書無法送達家人手中，阿青就是其中之一。向我們走來並娓娓道出整個故事的坤伯，則是幾十年前阿青的獄友；原來阿青被處刑前，將這封信縫入太太編製的衣服內，希望阿坤（坤伯）將它交給家人。

何以臨終前的請託竟如此反人道地未被交付，又或遲了那麼久才偶然完成？原來在政權倚賴的治理技術下，這些話語不過是呈堂證供，載有最私密、核心、可能彰顯「叛亂犯」心聲（包括告密）的字句，因此越是重要的訊息，越是不能流出。

政權，自定義下處於例外狀態的政權，就這麼懸置了兩種人的生命：受難者──無論是死（阿青）是活（阿坤）──及其家屬。在訊息被壟斷、隱瞞的情況下，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字句能否傳回家人，也不知道自己能否收到獄中人的字句，偏偏存在與否只能由隻字片語來證明。雙方交互的懸念，迫使這兩種人永存於暴力的時空；每當憶起，或不如說試圖忘記，便無法自制地被捲入空白與黑暗，終成「無法離開的人」。

另外，觀眾也看到受難者的恐懼和士兵玩弄人心的惡質行徑，於是理解生命之立體與多層：受難者不總是英雄，也無從容之義務，更非孑然一身，而是一來有著跟所有人一樣努力追求的喜好與夢想，二來有著為其憂心忡忡、與之難捨難分的家人，更有獄中兄弟共患難的情誼；後者除了相互打氣，當然也可能衍伸為出賣──這些都是形勢使然。

以上，多屬文本意義和白恐研究的範圍。別忘了，身在影像現場的觀眾，不是「無中介」地讀著文字、理解著這一切，而是在 VR 技術和硬體的協助下才抵達這個難以企及的彼岸。透過「頭盔」，以下幾個事實值得特別關注。

第一，場景切換時，我們多次經歷「數位格線」，後者浮現時甚至搭配了音效。在海上、宿舍／蠟像館內，觀眾都遇到這個象徵高科技的符號，它佈滿了整個畫面。這似乎意味著，幾十年前的具體時空暫由數位科技來再現和重組。

第二，在跟眼前人物和場景保持固定距離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四處張望──近乎 360 度──探索環境。當然，這就考驗觀者的能動性了。習於一般電影觀看方式的人，容易將鏡頭或視野交給導演，忘了自行游走於空間中的其他角落。VR 技術的使用，代表觀眾能在畫面中位移，改變立足點。影片末段，我們便經歷了一場官民對抗的過程，觀者正好處於兩造之間，不斷滑往未知的前方。我們時而望向一側，時而望向另一側；一下成為反抗威權的民眾，一下又歸入國家機器。這時，是否意識到使兩造對立的總體結構正隱身其後？技術帶來的，是對自身觀點的切換與反思。

第三，在「頭盔」中，只要願意挪動身體，我們還能拉近與歷史人物或角色的距離。有趣的是，這個拉近的過程到了一定程度就停止，觀眾無法再越雷池一步。這是一個鮮明的技術隱喻：的確，在多年的研究和政治檔案的努力解密下，我們離歷史真相固然有所推進，卻斷不能認為真相就此到手，歷史就此終結。即便史料及各種素材唾手可得，在歷史本體面前，仍卡著一段名之為「詮釋」的間隙，真相跟受難者一樣無法自行發聲。這段間隙讓我們必須勇敢追問：為何需要迫近歷史真相？如何說明看到的一切？跟我們看到相同事物的人，是否或如何提出不同的說法？zoom in 時受到的阻力，恰恰是提出這些問題的動力。

至此或許可以感受到，除了受難者及其家屬，觀眾是「無法離開的第三種人」，因為我們始終屬於此時此刻，徘徊於當代。透過製作團隊的努力，此時正發展的新科技領我們重建過去，以更身歷其境的方式來感受；至於此刻仍存在的不義 ── 從烏俄到台海，從黨派對立到性別鬥爭 ── 則讓我們回望從前，找尋先例，發掘暴力的共通處和政治的本質，引以為鑑。

如果一端是辛勞爬梳資料、走訪家屬及後代的史家，另一端就必須是歷史事實的讀者與詮釋者。一旦觀影，就是參與，就是攬史自照，承接綿延不盡的血腥，誰也無法離開。「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從不平白憑悼過去。

《無法離開的人》電影劇照          照片提供｜陳芯宜導演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