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 ＆ 轉型正義

前些時候在「Café Philo 哲學星期五」聽了一場一位建築師友人謝文貴的演講，談的題目是「中正紀念堂更名事件-談建築做為威權象徵及空間轉型正義」。演講內容中談到德國藝術家 Guenther Demnig 從1994年至今在歐洲各地持續進行的公共藝術計畫 “Stolperstein”，中文意為「絆腳石」，是一個有關反省德國納粹時期人權迫害、追念受害者的一個都市人行空間鋪面裝置計畫。Demnig 為納粹時期被國家不當暴力拘捕的人民當時住宅外的人行道上設置石塊鋪面，上面雕鑿受害者的名字、生日、受害日期，刑度、歿日等資料。一顆石頭記錄一個受害者，花費大約一百歐元，任何個人或團體皆可參與贊助此一活動。這個計畫從科隆開始，柏林接著推廣，現已擴及全德580個城市，共有九個國家共襄盛舉，至今總共設置約28，000顆石頭。這是一個人民可以普遍參與的藝術-政治行動，也讓所有市民皆能對於過往的歷史能感同身受，體會到國家暴力曾經就在你身邊肆虐。文貴兄的講題也是作為當代藝術的研究者的我深感興趣的題目，我不禁再度反省轉型正義這個課題在台灣當代藝術領域裡，是如何地被看待？

轉型正義一詞沸沸揚揚地出現在台灣各種對談中，大致開始於解嚴後的九零年代初期，當時的政治語彙聚焦點，無可避免地落在與台灣政權轉換有直接關聯、發生於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不僅行政院在1990年年底成立「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小組委員更主動建議政府協同民間觀點組成建碑委員會為二二八籌建紀念碑，並於 1992年 2月 26日成立「二二八建碑委員會」，當年九月公告的二二八紀念碑設計圖徵選辦法更被視為是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的藝術徵件行動，然而在對紀念的主體與象徵語言共識的匱乏現實下，整個徵選過程中可說是爭議不斷。[1] 儘管，整個事件最終在隔年決選出建築師王俊雄與鄭自財共同提案的「生命與歷史的象徵」一作後暫告一段落，然而這個事件也突顯出台灣藝文界向來對二二八事件，甚至整個台灣歷史，欠缺對話的無奈事實。誠如歷史學者蕭瓊瑞在1998年寫道：「歷史真實的凝視與歷史圖像的形塑，對歷來的台灣文化工作者而言，是陌生而不必要，甚至是危險而多餘的」。[2] 相近時期另外一個也是由官方主導紀念二二八的美術事件，是在 1996 – 1999 年間由台北市政府主辦，台北市立美術館承辦一連四屆的「二二八紀念美展」，儘管當時北美館的主事者也盡量本著藝術專業的立場，試圖以多樣化的角度來回顧、紀念、檢視、再現這個歷史事件，包括透過邀請不同的策展人，從直接呈現受難者及其家屬、好友的作品、事件的剪報、漫畫文件等的首屆美展，到關懷較為隱性的受害族群，亦即是「二二八被遺忘的女性」觀點，或邀請「後二二八世代」的創作者重新進入歷史，以其本身慣用的形式修辭提出各自對二二八的思考並製作新作；乃至於重建「歷史現場」讓藝術家再度「見證、反思、再生」進行創作。[3] 回顧這段歷史，壓縮在短短四年間的對二二八的反覆咀嚼、提煉與質問，雖然相當程度地呈顯出個別藝術家多元創作能量的潛力，但是否已能達到透過藝術凝聚「對和平的期待，將歷史悲情昇華」的終極目標，則仍存疑。

維基百科對「轉型正義」開宗明義的解釋是「民主國家（尤其東歐民主國家）對過去政府違法和不正義行為的彌補，通常具有司法、歷史、行政、憲法、賠償等面向。」一般說來，對轉型正義的關注，通常是先發生在政治的場域裡，而且往往伴隨著政權板塊的位移，也就是新的民主政權取代了獨裁或極權政權之後的歷史回顧與全面檢討。在民主不夠深化的國家裡，因為舊有的政權在既存的社會結構中仍保有其影響力，如果歷史沒有被仔細檢討，亦即德國經驗裡所謂的Vergangenheitsbewaeltigung（是個中性名詞，直譯為對「過往」（Vergangenheit）的「掌握、解決」（bewaeltigung），轉型正義便極容易淹沒在統治權的角力當中，相對的弱化了對歷史、真相、社會公平與正義等具普世性價值的深沉反思與熱切追求，進而粹練出感動人心，甚至是足以構成殷鑑的藝術作品（當然也包括文學與建築作品）。

為什麼在開啓一個新藝術網站的時刻要談論一個歷史性的問題呢？

因為我認為當代藝術一個重要的面相，那就是藝術是具有力量（power）的；從美術史的角度而論，當藝術藝術家選擇揮別現代藝術對純粹形式美學的眷戀後，就意味著他們意圖對當下的社會或政治問題作出回應，並企望與社會溝通甚至進行改變，所以，對一個以討論當代藝術為主的網站而言，對當今社會，政治，文化的歷史回溯是無可迴避的。從這個角度而言，轉型正義對藝術家而言，可以不必然是對過去的不公義進行直接地反擊、抗爭。相反地，我期待透過藝術的力量或可能見證人類歷史幽晦的反覆本質，或藉以回復（recover），再發現（dis-cover）被主流歷史刻意摒除的個別故事，進而產生撫慰的同理心，或激勵繼續生存的勇氣。在此觀點上，近來多位藝術家的作品，都可以視為是對公義社會的追求與實踐。剛獲第11屆台新藝術獎提名的藝術家陳界仁 2012年的創作計劃「幸福大厦」，隱喻士林文林苑的王家事件，同時也自省藝術創作裡的勞力分工問題。第八屆台新藝術大獎得主建築師盧建銘和甫去世的藝術家許淑真的「植物新樂園：從菜園中誕生、河岸阿美的物質世界」，直接投入原住民部落撒烏瓦知部落的重建，他們透過建屋、植栽文化復育的參與，重構了該部落的文化與歷史記憶。電影導演蔡明亮為北師美術館序曲展所創作的短片「化生」，蔡導忠實地以自己精練的影像藝術語言，冷靜凝視二二八事件裡最具象徵性的畫面 - 前輩畫家陳澄波被處決後的照片。而這只是幾個顯著的例子而已。

文: 李玉玲 （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藝術總監）

[1] 有關二二八紀念碑徵選的背景與過程，可參見＜二二八紀念碑設計作品專輯＞，二二八建碑委員會，1994.2，台北。

[2] 蕭瓊瑞，「後二二八世代與二二八 – 從建碑到美展的思考」，11頁。

[3] 參見北美館出版：「回顧與省思 – 二二八紀念美展」(1996)、「悲情昇華 - 二二八美展」（1997）、「凝視與形塑 – 後二二八世代的歷史觀察」（1998）、「歷史現場與圖像 – 見證、反思、再生」（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