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抱過後，讓我們隱沒在話語的等高線邊緣? ──《又一個，米蒂亞》

節目：《又一個，米蒂亞》

場次：2013年9月13日 19:30 ; 地點：台北市牯嶺街小劇場

製作：身體氣象館、法國秘密集社劇團

長期關注劇場空間與身體演繹的「身體氣象館」在這次「牯嶺街小劇場．希臘悲劇創新」系列當中，找來法國「秘密集社劇團」（La communauté inavouable）共同製作《又一個，米蒂亞》。如編導夏波（Clyde Chabot）在「導演的話」所陳，這個製作站在「延伸到當代的書寫」和「文化稜鏡對照」的出發點上，以相當大膽卻極需對照理解的改編—演繹策略，重新勾勒古希臘劇作家尤里比底斯（Euripides）劇作Medea的輪廓。

微觀的空間敘事

開演前，裝置在黑盒子空間當中的符號沉靜地引起觀眾對故事的期盼，同時也令人好奇這樣的空間裝置和文本之間可能形成的張力。如果說Medea的話語結構嘗試陳述家—國敘事底下（女性）個人經歷背叛、痛楚的私密話語，《又》的空間裝置巧妙地把這種私密話語收攝到微觀的空間敘事當中：一方面藉由空間中的符號陳述故事，另方面演員行動在空間中的張力突顯了人際互動的冷漠與脆弱。舞台左上深處預置一套爵士鼓，預告著雷煦光的個人符號，同時也投射出當代 / 實驗的調性。舞台中心接近前緣處，裝置著一個水池，四周圍繞著木質框架，提示著家屋空間。舞台左前緣由米粒鋪成一塊方寸之地，呈現像是鹽、沙或地毯的意象，把米蒂亞故事當中「海洋」vs.「家屋」的矛盾收束在鮮明的空間意象當中。當米蒂亞在激烈演出後，來到這塊方寸，她或以跪姿守著家屋，或悲傷地伏臥，或憤怒地拍灑米粒，咒罵傑生。

延伸 / 重構的話語結構

在原著中由米蒂亞—傑生故事構成的話語結構（discursive structure）下，編導清晰地掌握著希臘悲劇這個文類主要的形式動力來源「話語」，聚焦劇作家尤里比底斯構築Medea話語結構的關鍵主題：異文化翻譯、通過話語構築的幻象—欺騙、性別衝突、人物行動與話語的悖反所暴露的話語之虛妄；其次，編導似乎也注意到Medea本來就是會在觀眾反應層面上引起爭議的文本。

就希臘悲劇作為古希臘城邦公共節慶演出的文類而言，希臘悲劇的話語機制預設著藉由歌隊、信差或劇中人物的「敘事」在觀眾閱讀中集約事件的時—空座標，在神話（mythos）的脈絡下完成戲劇現場的假設，接著通過演員的話語和行動演繹悲劇人物的性格和戲劇行動，完成人物身份—歷史的驗證，解決危機。而這樣的話語機制將通過話語—身體行動—心理的同一化（unification），在觀眾心理當中引起悲憫與恐懼的心理機制，最終通過集體的心理效果，肯認特定的信念（ethos）。然而，外邦人劇作家尤里比底斯的Medea當中，由這對異邦夫妻的故事（不再贅述）發展出來的話語結構所呈現的「信念」卻解消了希臘悲劇的形式典範（paradigm）。整個劇本都在說，「話語無效」這件事。而尤里比底斯在劇本最後安排著名（/ 惡名昭彰）的機器神（deux es machina）來解決戲劇事件。他讓米蒂亞在手刃一對孩子之後，帶著孩子的屍體，搭乘天神Helios派來、從天而降的龍車，逃離傑生的家國，前往雅典，留下歌隊代表的群眾哀悼著這個毫無希望、無可解決的悲劇。話語隱沒，而殺人者逃逸在國境之外，而懸置在舞台上的死亡則讓觀眾停留在不安和虛無當中。這裡可以看到Medea的話語結構當中，主題與文本形式之間的弔詭張力：劇本的主題（翻譯—欺騙—虛妄、性別衝突）解構了受到文化常規框限的文本形式。

擁抱過後，讓我們隱沒在話語的等高線邊緣

編導選擇延伸原著的主題，編寫富含聲韻特質和當代情境的文本；另方面他引用當代的解構話語策略，解構希臘悲劇繁重的敘事文本、以及這樣的形式所預設的（演員—角色—觀眾）心理認同的支配，重新構築出屬於《又》的「話語結構」，釋放文本的可能性。細究編導和演員在（第九版）文本所填入的內容，我們發現，話語內容略過原著當中米蒂亞—傑生之間語言、文明差異和其中隱藏的權力關係，而圍繞著當代年輕藝術家夫妻生活的設定，堆砌關於情感生活、欺騙、背叛、辜負、暴力的絮語。

而就實際執行的話語—演繹策略來看，我們逐漸發現了編導所設計的機器神：疏離角色機制和話語機制。兩組台—法演員（周蓉詩—X. Guerlin、A. de Mezemat—雷煦光）分別以中文、法語陳述 / 敘述當代男女情感生活的話語，並且通過翻譯—並置—對位的原則，產生推動表演文本的主要形式動力。兩組演員有時在人物關係的設定中對話，有時出入在角色之外，旁觀另一對演員的對話，或是在舞台的角落演繹私密的心理景象，或是擊鼓、彈奏電子吉他製造音效。而「翻譯」的聽覺效果貫串全場，讓專心傾聽的觀眾成為聽者，使得「角色」的成立皆賴話語—傾聽共構的「聽覺效果」。

兩對米蒂亞—傑生逐漸變成四個演員，往返在各種閱讀效果之間：她們或者在劇情設定中表述（enouncing）自我，或者在旁觀的時態中背棄（renouncing）記憶的話語，或者評論彼此之間曾有的表述（enunciation）。於是，觀眾聽 / 看見，四位演員所演繹的「我」之內部不斷經歷著各種話語功能（翻譯、虛構、追憶、欺騙、背棄、控訴），直到話語的張力讓構築米蒂亞—傑生故事的話語結構崩毀。整個演出現場的話語—聽覺維度成了一個「非場域」[1]（l’atopie）。演員的話語和行動迂迴在對角色的心理認同和事件解決邏輯之外，讓聽 / 觀眾隨著每一次的場景調度，停留在文本織就語意空間的等高線之邊緣。我們躲開入戲，躲開道德批判，在迫近的演出空間中直接面對《又》（和Medea原著）在觀眾反應上引發的一個有趣現象：觀眾理解主題，卻對文本形式感到失望。

未竟的身體演繹

演員的身體演繹當中有一個值得注意卻未獲得充分發揮的現象。在米蒂亞—傑生的話語歸於虛妄而消逝的瞬間，演員的聲韻和身體脈動卻清晰地湧動著。我注意到，飾演米蒂亞的女演員Mezemat在面對觀眾獨白時，靜止的身體總湧動著一股先於發話瞬間卻又壓抑的脈動。這股脈動一度是那樣充滿無處宣洩的動力。我們看見她和傑生（雷煦光飾）相擁；傑生壓低身姿背負她，通過一段短暫的接觸即興演繹兩人的親密關係；然後在米蒂亞心中的陰暗時刻，她在由天花板裝置的雨水中唸白，然後低伏地板，四肢浸入舞台前緣的水池，發出從身體深處共鳴、獸般的低吼。然而，前述的演繹策略卻讓Mezemat的脈動因為失去話語結構的支撐，無法發展成為足以和文本產生有效形式張力的行動線，最終成為一陣陣失去意義的抽搐。看似獨特卻未竟的身體演繹終究難掩空洞的底蘊。

而《又》最值得討論問題就在：改編—演繹策略所釋放的可能性是否能以希臘悲劇的話語結構所提出關於人性的普遍議題為立足點，通過劇場實踐與演繹，轉譯台—法社會、文化或政治視野的差異，提出蘊涵回聲的質問和探詢？為什麼我們看得見編導的觀點與策略，卻看不見議題？《又》的實驗停留在一道失去風格、酷調（cool）卻蒼白的語意等高線邊緣。而這道邊緣也是創作者身處跨界域文化交流無時無刻快速流動的消費時代，掛心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