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工作過量！我們瘋了！

周育正，《昭和時代男子漢》、《工作史－盧皆得》空間照一景，誠品畫廊，台北，台灣，2013

「我們是否工作過量？」(Are we working too much ?)

策展人龔卓軍向當今的資本機制，提出了一個切中要害的提問。

有一個前提，是需被預先理解的，那就是「藝術應當是個有效提問，但藝術提供的答案，都不應該被全然信任。」理由是，一個提問若有效，那答案勢必難以言喻。

以「我們是否工作過量？」為例。在臺灣，資本主義發達至此，大部份的人的答案，都應該是肯定的。但承認「我們工作過量。」對「我們是否工作過量？」這提問是沒什麼價值的；因為這坦白早已是我們所知的事實。因此，關於提問，我們須了解，問題總是提問人心中某個答案的迷彩，而問題的指向，又總是超出提問人的預期。這本就是提問與回應的相互算計，又常是提問與回應的雙重挫敗；但也正因答案始終錯過了問題，於是問題本身被確保了富饒生機。

我們思考作品，其實是在推測提問者的「計謀」。藝術於當代確認了這種「欣賞」方式；除非是俗不可耐地把藝術當作一種品味，深信著藝術給出的答案能讓人「福至心靈」，但如此「好傻好天真」的時代，早已過去！我們不再相信藝術與藝術家了！這無疑是種「失落」，但卻是在這「失落」裡，我們真正理解了藝術。於是，在「終結」之後，故事開始鋪展！

我是如此面對「我們是否工作過量？」這提問的。在這展覽中，我首先留意到的，是那幾張出現在手冊與展場中的工作桌。它們上方擺設了一些工作後的遺留物，以類同Fluxus的判斷與技術，將許多工作的偶發set下來。這些工作桌攤開了數張龐大的知識平面，並一定程度地強調知識生產的勞動性，而非思考性。那是許多一般資本機制中，因工作過量而無法如此勞動的人，欽羨的桌景；特別是桌上每臺電腦的後蓋，那一顆顆被啃了一口的蘋果，更是讓人嘆息自身勞動的缺乏優雅！事實上，這些桌景正展示了一種「非-工作」的勞動；以一種由來於自由意志的超過量勞動，控訴著資本機制所引發的工作過量。

展覽中最讓我感興趣的，不是作品內容中，那些「遺棄的物」、「荒廢的景」與「失敗的人」，而是這三者所組織的「復仇者聯盟」，還魂於臺灣當今資本最發達的城區中。正因為信義誠品畫廊這場域的先天質性，讓這展覽成就出一種機制間的「爾虞我詐」。面對這展覽，再現(representation)的視野是失效的。不要期待作品的內容能對提問有所表述；它們並非什麼工作過量的實例展示。屬於這展覽的適當視野，應當是理解這展覽本身，也正演繹著某種機制的工作過量，而這機制即是當今的藝術。就我所認為，這展覽的力量，正來自於與當今藝術總體機制的「權謀抗辯」。

一般的情況下，我們所理解的精神分裂者，總是在不適當的場合，說著不適當的話。因為面對任何機制，精神分裂者總是組構出與我們不同的表意結構。於當前，若再說藝術家是個精神分裂者，顯然是不準確的。這不準確之處，是過於低估藝術家對精神分裂所具有的「病識感」。大部份的瘋子都說自己沒瘋，正因缺乏「病識感」，而藝術家不同於瘋子之處，在於他懂得何時該讓自己像個瘋子，何時又該「退駕」；唯有如此「出將入相」，才能與這機制進行更為有效的「權謀抗辯」。事實上，這是一種在龐大機制前，體認了自己「不會贏」，於是設法讓自己「不會輸」的技能；一種藝術於當代正確操作的政治。而也因為如此，那「好傻好天真」的過去，總不時地讓我們多所懷念。我們懷念著藝術家是個真正精神分裂者的時代，那時代，藝術家並不需要如此工作過量。

在這展覽中，再次確認了當今藝術場景所不斷給出的「失落」。請別誤會這種「失落」是對這展覽的否定。事實上，無論從藝術家的執行強度與策展人的提問準確度，都足以讓這展覽皺褶出多重層次的思考與實踐向度。正因為如此，它讓人窺見了當今藝術的真實層(the Real)。若我們多留意「我們是否工作過量？」這提問本身，我們會發現，這提問本就帶著揭露幻見(Fantasy)的語意。在一般的情境下，我們因這些幻見，而對工作過量甘之如飴。如今，這些幻見被戳破了！而在真實層中，我忽然想到了「人人都是藝術家」(Jeder Mensch ist ein Künstler)這個概念。在當今，這概念顯得有些「難堪」！它似乎意謂著每個人在他的工作崗位上，都應具備如藝術家般的「病識感」。也就是說，一個職場能手，需懂得何時該精神分裂地很正常，何時又該正常地很精神分裂。這是一種藝術於當代的場景，也同時是職場每天上演的劇情。而正因為如此，我們總是工作過量！我們真的瘋了！

高俊弘，《廢墟影像晶體計畫》空間照一景，誠品畫廊，台北，台灣，2013

「我們是否工作過量」工作室，誠品畫廊，台北，台灣，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