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智源的肄業作：對《體育時期》導演的些許觀察

圖版提供：臺北藝穗節，攝影：陳又維

拜青藝盟「花樣年華青少年戲劇節」之賜，十多年前肩負資源整合及教育訓練之使命，在知心小劇場舉辦高中戲劇社聯合公演，讓小眾的戲劇社（及其中潛在的未來戲劇系學生）有了發表作品、交朋友、學習劇場實務的平台。鄭智源發跡於此，時任華僑高中三屆公演編劇導演（並交出令當時的「高中生」和「大人」都感到「前衛」的驚人作品），當他變成大學生後，開始擔任明倫高中戲劇社團指導老師，與他們集體創作。於是和高中生一起作戲，逐漸變成他的生產模式。在他的戲中，你總能看見畸零的青少年／大人世界、毫不修飾批判各式體制的力道、粗糙卻十分誠懇的（非學院派）「劇場方法」，及一票素人高中生操着青春期的身體演出屬於自己的寓（／預）言。在此同時，你看見導演鄭智源如何懷舊自己的青春期，也看見宛若記實攝影般的一幕幕青少年成長場景。

在宣稱最後一次與明倫高中親愛的戲劇社合作及鄭智源導演告別作的《體育時期》，登場演員是前社員今非戲劇系大學生。舞台上端呈的是以高中時代體育課為場景所發生的故事，卻也能解釋為與記憶再現無關，因為他們叨叨絮絮的對話，並不真的指向彼時的高中生活，而是一事無成的「現在」。在這個情境中，與過去鄭智源及明倫高中作品裡高中生談述自己與青春及大人世界的戰鬥，有其根本上的差異。當這些好像不是小孩子了，但也好像還不是大人的人們談述自己時，我竟也陷入了不確定他們是誰的閱讀焦慮。其實他們就是大學生，但忽然間我並不十分確定「大學生」是何人種（譬如有種類型的大學生是電視節目上的那種）及他們所屬時空座標的脈絡。這有趣的發現連結到導演鄭智源（生涯規劃性）的創作焦慮。在《體育時期》，仍充滿著鄭智源的導演風格，如：日常細碎的肢體動作透過重覆而放大成非日常的荒謬、語言仿若斷訊或當機造成延遲或不規則接合的節奏感、對某個話題抱以不談清楚不散會的執念而生產的大量（／過量）台詞、不修飾素人身體的技術精準度卻強調每具身體特質的表演方法等。恰恰在這可辨並技巧純熟的導演簽名上，我產生「鄭智源變了」的想像。《體育時期》並不意圖強調現實的可憎可悲與任一種抵拒的欲望，僅僅非常節制地說，「我沒有死，但我也沒有活下來」。 

我以為，如果長年和高中生一起作戲，是這個導演的出口，亦是令他看起來仍像高中生的原因。那麼《體育時期》對於生活與生存焦慮的退場，取代以「再也不想戰鬥的人生失敗組告白」，及改變世界的天真取代以苟活的人生觀，某程度來說，便似乎為「變成大人」的徵兆，如果這是概念上的高中生變成大學生，及鄭智源對自己的懷疑論所意味的。意即，這名創作者在自己可能不願意或沒發現的某個時刻，從他的「高中時代」肄業了。他似乎不再對處理高中生的成長焦慮感興趣，也明白用約定俗成的方式以劇場形式討論社會議題之無效，總愛挖苦藝術之無用及生活之無能的導演，忽然顯得無話可說，卻同時用了更多力氣來說，讓「說」變成技法，變成一種可以用美學的層面來討論的事物。便不禁想，他總愛抱怨自己不想再和高中生作戲了，而這回似乎是真的。至於是否為導演告別作，看倌可放心，他是一定會再創作的，因為《體育時期》裡的他，變得更加聰明與世故，戲變得更「好看」，更像一名職業導演，一個劇場人。可喜可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