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主義下的傷殘主體—談台灣─韓國匯演：關於生之重力的間奏式裡表演者們日常對抗的身體與生命政治

2016/12/28-12/31 at 牯嶺街小劇場

(photo by 陳藝堂)

「日常況味，生存與生活的重力，存在於能與不能之間的樂章。」

—引自《關於生之重力的間奏式》宣傳文

《關於生之重力的間奏式》透過劇場／行為／表演展演出障礙者日常所面臨的生存處境，讓無權言說者用肢體互動的關係呈顯出來。在健全主義（ableism）中心環伺的全景敞視（panopticon）監獄裡頭，被所有在場的人所監看著、盯視著，障礙者該如何在強迫自我檢視規訓的氛圍底下，運用身體的重力生存下來，回視所有注視著的人目光，持續與這些目光日復一日地頑強對抗，讓監獄的身體政治技術得以同樣「失能（disable）」，以下將依照表演內容順序，分不同段落主題，著重表演者們的身體做了什麼，而不是他們的身體是什麼，來分析之。

回視盯視者的傷殘主體

在演出前，每個進入劇場的觀眾朝黑盒子的盡頭喊出自身的名字、暱稱〔當時筆者的名字以歪斜的玉成（玉石礦物的玉，成功的成）被書寫上去〕，這些由聲線發出的音，化成視障者李新寶在牆上用粉筆所寫下的同聲字詞。觀眾席仿若邊沁所提出的圓形監獄建築塔樓中心處，藉由慘白燈管，想要監管所有脫序的傷殘身體，正期待著盯視他者所能夠提供的愉悅和新奇敘事。在Garland Thomson所提出的「盯視（staring）」概念中，盯視不僅物化且羞辱著被盯視者，也循此管道建立對被盯視者的權力宰制和主從關係。在盯視中，觀看者設法將他者固著或限定在一個被動，且無權與之對話的位置。然而，在一開始這樣的盯視行為卻被場上的李直接反擊，他將每個即將要盯視著表演者的觀眾，用觀眾聲音的現聲，背臺書寫下所有人的名字，讓盯視者們的主體現形，無法躲藏在集體的潛意識裡，讓不可見的觀眾現身於黑盒子裡，而對於李而言，他用聲音記住了所有即將盯視著他的人。不僅如此，在書寫時，產生的同音異字和歪斜筆跡，讓觀看者的主體無法順利安置，造成錯位和不安，反而成為被視障者書寫的對象。障礙者的回視，在Garland提出的盯視（staring）理論裡，有別於凝視（gaze），凝視被廣泛定義為規訓式的壓迫觀看行為，將受害者視之為客體，只能想辦法不被觀看才能逃避凝視。然而，盯視理論的不同之處在於盯視者與被盯視者是平等的，不一定是客體，也可以是主體，主客體的互相承認，彼此得以交流出新的視野，在彼此互盯的過程，肯認對方的主體存在，讓「異相」因為表演者的重複書寫動作，讓觀眾逐漸熟悉，不再陌生。

健全主義中心的強制性部署

鋼琴手黃柔閩和身穿連身工作服的黃志勇現身，在地板畫好的圈線上繞行，或在整個空間曲線穿梭，或面對面張開雙臂，既疏離又彼此牽動著。兩個人最後分別在空間底部兩角處的鋼琴和木椅安坐，閩彈起悅耳的樂音，而勇則注視著李。常者的任意走動、圍繞、逡巡、監管在舞台上開始啟動，和諧、對稱、規律的秩序在場中被順利安置，一位是擔任馴服和維穩的秩序的訂定者，另一位則是對身體操控監管的技術施行者，他們是社會文化和醫療論述裡監警、醫療單位的化身。這兩位打從一開始就不曾喊出自己的名字，也因此可以藏匿在健全主義的意識形態庇蔭之下，順利扮演各種規訓他人的角色，執行各種維繫秩序的手段。

李在牆上接著陸續書寫下一些人名，他們可能不在場，也可能無法喊出自身的名字，藉由寫下他名，讓他們以某種狀態在場。其中一個名字，馬可，應該是之前專題第四場：他者與他方，裡面《癱瘓[調查]》藝術家訪問的癱瘓者。他寫到了地上，往場中間寫，寫到了舞台的正中央，讓字詞不斷在中央的位置疊加上去（舞台的地板皆有用膠帶讓他可以觸摸感知場上的相對位置）。勇起身把沒辦法喊出名字的不在場者，喊出聲音，再把他們都擦拭掉，跟著李的書寫路徑擦拭過去到場中央，打斷李的書寫，並一再重複擦拭著地板。監獄的懲罰手段開始運作，首先面臨到的是障礙者即使身體被監管，也想透過本身進行書寫的文字，讓書寫主體現身，然而能者無法也不願轉譯的字詞，他試圖透過泯除、掩蓋、擦拭這些障礙者的生命書寫記錄，讓一切不留痕跡，回歸原有的健全主義秩序。

抽象書寫到實存身體戰場的過渡

從開場前便一直背對觀眾躺在木椅後方的姜聲國，披著白色大毛長袍起身走了出來，身體因為腦性麻痺而走路時不由自主的顫動，手拿著噴水器朝勇噴灑，勇意識到噴水器，搶了過來朝擦拭過的地板噴灑，積起一灘水。被搶走噴水器的姜扭曲身體把袍子翻扯下來，跪著去塗抹，扭絞著長袍吸乾地上的積水，讓吸滿水的長袍變成只是一塊被擰皺得濕抹布，丟棄在地上。這裡讓我聯想到，林丹（Simi Linton）在《宣稱失能：知識與認同》（Claiming Disability：Knowledge and Identity）裡寫到的，「我們要走出來，無需穿上棕色羊毛長袍來遮蓋萎縮的腿，無需戴上墨鏡遮蓋我們蒼白的眼睛。…理直氣壯，不要遮掩，不用感到歉意……。」試圖呼籲障礙者肯認自身主體位置，走出來認同失能身份，翻轉來自社會文化的污點標記，形塑正向的認同。在表演中姜把遮掩的外衣用力扭動身體脫去，顫動的肢體成為拖去遮掩的助力，為了掩飾而外加於身上的長袍，反而被用來吸走所有執法者所噴灑的液體，再加以蹂躪丟棄。

一只箱子拖著一塊抹布從場前爬移進來，撞到場中的三人，黃志勇朝箱子頂部拍下使其靜止，箱子停止一陣又快速移動起來，爬到場子的邊上後停下。在一旁讓一切發生的李，觸摸著不曾有文字痕跡的地板和殘留的水漬，所有書寫都扯底抹消，李奮起衝到後面在牆上寫下大大的—「幹」後，頹然坐下。李用書寫回擊整個荒謬的抹消過程，讓這個書寫在充滿幹意的狀態中中止和厭棄，也預示了語言和文字在之後都逐步缺席，語言和文字是健全主義得以辨識和控制的工具，被更有權力的人用來主宰，藉由覆蓋，消除，奪取。然而，即使在無法也不准言說的情況下，唯獨他人奪不走的，也是主體僅存的，就只剩身體了。這裡是語言文字的抽象性到身體實在性的戰場轉移和過渡，從尼采、傅柯以降的身體政治論述裡就不斷強調著身體作為眾多力量相互交纏爭鬥的聚集點。身體是最基本的規訓對象，同時也是對抗反動力量，正面對決的第一現場，身體的運作顯現著權力關係在其中的爭鬥過程，使我們繼續在這充滿的日常暴力裡生存。

以肯認賤斥體對抗健全主義中心下的身體政治

場上剩下倒臥的姜，跪坐下來的勇開始搬弄曲折著姜的手腳，因為疾病的關係，他的身體即使被曲折，也會慣性反彈僵直，宛如醫護照顧者對障礙者所做的身體復健，不斷測試著姜的身體機能。傅科（1998）在性意識史第一卷的導論裡提到新的權力已然超越過往的合法管道來達成，「它們不靠權利，而靠技術；不靠法律，而靠正常化；不靠懲罰，而靠控制，而其涉及的範圍及採用的形式都超出了國家及其機構。」健全主義為中心所建構出來的權力–知識系統形成了身體政治的運作機制，不再是以可見的規範控制身體，它更多的是已然化身成為不可見且無所不在的形式，持續地操控著我們的身體該有怎樣的行為表徵。

在勇的手裡，姜是被認作沒有行動能力的身體，任其擺弄。在勇的操弄下起身，衝突的肢體相互依靠，開始共舞出隨時可能會因黃的施力不慎而瓦解的雙人舞踏。當舞踏越來越激烈，雙方的共舞變成一場角力賽，勇一面對姜施行強制性的肢體控制，用雙臂緊掐環抱操控著他，強迫用直立人該有的行走姿態，把姜的身體嵌入常模裡，試圖使其像常人一般行走；一方面又要抵消姜利用身體顫動的獨特性和重力引發的抵抗作用，不斷地反覆牽制、抵抗的激烈過程，踩踏出拒絕抬升的暗黑舞踏。規訓的權力以管理身體的知識為主軸，將隱含著健全主義概念的身體控管機制和策略，放入環形監獄的中心塔照耀著形成對身體的有效管理，並試圖將其內化進身在其中的人，然而姜聲國不自主發顫的身體，卻是對此身體政治所形塑出來的權力網絡，進行拼死掙扎的抵抗舞步。

這時，藏身在箱子裡的鄭志忠爬了出來，用雙手支撐身體快速衝到勇的腳下，用粗壯的手臂捆住他的腳，用嘴巴咬他的小腿肚，讓他不得不放開對姜的控制。鄭志忠追著逃跑的勇，他用手臂撐起身子倒立，把下身因為小兒麻痺而逐漸萎縮的雙腳擺露出來，對著勇像是示威般揮舞著，而姜則從剛才的慌亂中跑到鋼琴樂手黃柔閩的身邊。在這裡彷彿訴說著，障礙者時常面臨到兩條逃逸路徑，一種是跑往更隱而未顯的和諧規律所在藏身；還是另一種，追著盯視的健全主義者，把他們最感到礙眼的傷殘形象揮舞出來，炫耀般地展開戰鬥姿態，拒絕盯視者的安穩注視，瓦解其對脫序身體的控制。

表演涉及到的不僅是舞台上的肢體動作，也涉及到文化與身體的議題，他們共同關注的是身體在空間的部署問題，傷殘形象不是身體的一種特別狀況，他其實更涉及到身體如何展演，即再現自我及認同的方式，換言之，是身體做了什麼，而不再是身體是什麼。鄭志忠不再是等待被定義和收編的他者標本，而是成為具有攻擊性，亟欲驅除而後快，讓主體惶恐的賤斥體。展露細瘦萎縮的雙腿讓勇恐懼而跳到木椅上，試圖尋找主體得以躲在上方位置，居高臨下繼續盯視。鄭善用了人們在面對賤斥體所引發招喚而來的深沉害怕，恐懼自身有朝一日也成為障礙者，唯恐它貼近自身，被它帶來的恐懼所瓦解。然而，這樣令常者所賤斥的傷殘，卻是障礙者長期與之相處，進而轉化為認同自身主體的肉身經驗，也是長期對抗健全操演下，被正常、同質化健全主體所忽略的異聲／身。

失序身體作為創造性力量和慾望機器

一直靠牆而坐的李新寶站起來舞至場中，扭著因為從事按摩工作的粗壯手臂，半貼著地面時而蜷曲時而延展。鄭志忠也加了進來，兩人雙臂勾握擁抱彼此交纏，在場中翻滾，雙腳也纏繞在一起，糾結在一塊，頭頸相依。鄭志忠的頭緊緊貼著李新堡的頭顱，兩人似乎唇嘴挨著彼此不知是臉頰還是唇上，難分難捨曖昧不定，又一折騰翻滾顛倒，屁股壓在另一個人頭上，他們不斷變換體位，呈現極度緊密的身體關係，黏稠般的拉扯化不開來。翻攪的身體一直到李跪坐蜷起身子，鄭則疊加在上。在那一陣交疊身體持續抽蓄痙攣之中，我們難以辨認出身體的穩固形象，以及感受到其高度張力的拉扯力道，展現出眾多力量的組合，充斥著不斷驅動的創造性力量。這讓我想到德勒茲與瓜達里在《反伊底帕斯：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裡提到的「無器官身體」，他們交纏中的身體，在那時無法被定形和清楚辨識，只能以當下身體經驗，隨著感覺延展，彷彿對抗著身體組織和既定結構，想擺脫束縛，隨著慾望流動和生成，不斷流變，抵制任何結構性管制與操控的編碼之中，從各種體制的控管中逃逸出來。這樣恣意逃出的「無器官身體」讓健全體制無法順利收編起來進入被認識和生產的機制裡，即使最後兩兩交疊蜷縮的靜止狀態，也因處在似人似物的模糊邊界處，難以被定位和分類。

障礙者的情慾長期被健全主義所忽略和排除，也因為優生學的控管生殖，以及對生命體能夠正常生產和生長的期待，被排斥在所謂健全的生殖遺傳工程之外，卻也因此，脫離這之外所摸索出來的無法與不能生殖的慾望力量，更無法被馴服，更難加以被常理的生命政治治理技術所管控。醫療體系和家庭照顧對此的因應之道不是對此視而不見，就是嘗試加以消滅，無不除之而後快。當表演者幾乎是糾結在一塊，激烈的彷彿嘗試各式各樣的情慾體位，極盡所能求索任何可能的交合位置。失序身體成為不斷產生變動的慾望機器，那樣的力量場域所引發的威脅感，使所有在場的健全系統都不得不盯視著，卻凝視不出他者的傷殘形貌，也無從作為和阻止，那樣具有威脅性的撼動力量。

肉身死亡作為中斷生命政治的手段及義肢敘述的逃逸路徑

表演快接近尾聲，舞台燈光打到後方的木椅處，勇把在鋼琴上方用絲線懸掛的鏡子用輪軸拉過來，姜在鏡中看見自己形象，無法控制重力般地倒落，被勇接住在靠底牆處又繼續了控制般的支撐舞蹈，但更多的是勇無能為繼讓姜坐倒。勇在姜的嘴巴摳挖出殷紅像血的液體。勇試圖用手抹去，卻讓自己手上和工作服都沾滿血跡。黃志勇所代表的強制性健全主義仍在運作，最後姜聲國脫去向上力量，把一切交付給抵抗強制向上運動的重力作用時，吐出鮮血，隨身體重力朝向死亡。Garland Thomson曾指出肉身將讓人恆常面臨死亡的威脅，隨時都有可能陷於痛苦與失落中。而意外與疾病往往讓脆弱的身體在剎那間被賤斥體招喚，姜聲國嘔出的鮮血，讓主體不僅無法迴避它的存在，也赤裸裸地逼迫其面對貼近身體或精神上的死亡，賤斥的他者最終成為障礙者自身真正的主體。健全主義所造成的強制性，卻也因為主體的直面死亡，失去作用其上的身體，無法再以康復之名施行各種修復。

死亡所試圖打斷的不僅是生命政治的無從控制，更是作為長期出現各式文本敘述裡，為了角色刻畫和作為隱喻裝置的身體缺陷所能夠逃逸的路徑。在米契爾及史奈德所合著的《敘事的義肢：殘障與論述的依賴》裡提到，傷殘作為異常在敘事結構裡的四項使用步驟，最後的步驟便是將傷殘恢復或修補，讓敘事能因為置入傷殘，而得以用各式各樣的形式「康復」，來成全整個故事的完整性。姜聲國的肉身突然死亡，讓整個敘事安排無法順利說完，他徹底逃逸了敘事所規劃好的復健之舞，朝向死亡成為他對生命政治控制和敘述結構詮釋，所施展的逃逸戰術。

然而，這同時也反映出常有人認為障礙者與生俱來的脆弱性，導致他們太過依賴及需要被他人照顧，且必須接受他人所給予的幫助，但事實是，無論我們是否為障礙者，生而在世，並非一個人就可以獨立生活，而是每個人都需要互相依賴著，才能順利存活下來。然而，對障礙者的照顧，卻往往作為一種生命管理而被加以安排，使大眾對障礙者大部份的認識和記憶，不是出現在醫院就是在輪椅上，方才得以辨認其主體狀態。

多元文化主義下的偽善日常噪聲

姜重新起來挪移身子到鋼琴旁邊硬插入彈奏行列，幾乎是用敲打琴鍵製造紛亂的高音。鄭從李身上下來，用雙手走到鋼琴前坐到鋼琴椅上，也佔據了另一邊的低音鍵區，黃柔閩被兩人擠壓在中間，在高音及低音都被搶佔的情況下，勉強維持曲子一開始彈奏的旋律。李也循著聲音走了過來，把鄭硬擠下去，迫使他需要用旁邊牆壁凸出的檯子支撐，攀爬到直立鋼琴的上面，坐在鋼琴上彎下身，把已經被擠壓彈奏空間的閩彈奏的位置也給搶走，讓她不得不放棄彈奏，而任由其他三人隨意彈奏不和諧，不悅耳的音調。在鋼琴搶奏的過程中，坐在木椅上的黃志勇戴上蛙鏡把掛著得鏡子取下，走到舞台右側前把它斜放在地上，身體也順勢往舞台中央趴下，雙腳壓著鏡子，雙手前伸，做著往前游泳的動作，整個表演也至這裡結束。

鋼琴的和諧音律似有若無串聯起整個劇場的秩序，無所不在，時而因衝突而中斷，卻仍持續地彈奏著類似的旋律，維持著對表演者的控制。黃柔閩是沈默的存在，一人躲在鋼琴處努力維繫著所有樂曲的分派。而當姜、鄭、李介入一起彈奏時，奏出的不平音，使旋律混亂，在眾多敲打的力量裡，彼此衝突。這是體現出障礙者的在場現聲／身力道，是注定與在場的任何健全主義秩序持續衝撞著，排除的力量越強烈越理所當然，衝突越不可能休止。身在日益艱鉅的社會裡，即便官方近年來大行其道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努力以大量的樣板平等博愛貼紙，來博取大眾的順便愛心，我們仍將持續以傷殘的身體有無意識地介入干擾，打破健全主義所粉飾的日常風景，製造貫穿正常的瘋狂噪聲，伸張身障者長期被忽略所該有的生活權利。身障者的生命不只為了生存，也作為一種生活而活著。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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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民安（編）（2004）。《身體的文化政治學》。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