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的已知、無知與未知 訪羅馬尼亞劇評人柯迪維．薩尤

原文刊載於《PAR表演藝術》第304期2018年4月號 
http://par.npac-ntch.org

「理解創作者，貼近創作者，卻要抵擋心中那股成為創作者的誘惑。」是薩尤對評論身分的另一提醒。 (林韶安 攝)

二月份，國際劇評人協會台灣分會與香港分會合作，邀請羅馬尼亞籍劇評人、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總會副秘書長柯迪維．薩尤來台，舉辦為期三日的劇評人講座與工作坊。《PAR表演藝術》趁此機會特地安排專訪，請薩尤一談他對劇場評論的思考：評論人與觀眾的不同何在？在自媒體當道的時代，評論人如何讓專業得到重視？

人物小檔案

◎  現為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國立戲劇影視大學副教授，主要教授劇場與戲劇文學。
◎  自2004年至今擔任錫比烏國際戲劇節的學術會議主席，2014年開始擔任莎士比亞國際研討會主席；目前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總會副秘書長，同時出任「尤涅斯科—貝克特」研究中心主任。
◎  於2010年獲得「評論人獎」，亦於2013年獲得戲劇藝術家協會獎項。

文字｜白斐嵐
攝影｜林韶安

      「我們所居之地並非國家，而是語言。（We do not live in a country, we live in a language）」，這句出自羅馬尼亞哲學家蕭沆（Emil Cioran）之言，是劇評人柯迪維．薩尤（Octavian Saiu）三日講座中第二日工作坊「連結諸世界，連結眾文化─論全球公眾領域的戲劇批評」之開場白（註1）。的確，語言之界有時甚至比國界更嚴峻，它決定了我們個人的認知，更決定了文化傳承與知識建構，決定了作品的創作與詮釋——正如薩尤須以所謂「國際共通」的英語來介紹東歐劇場，正如三日演講不可或缺的口譯，正如訪談時一段小插曲：薩尤引葛羅托斯基（Jerzy Grotowski）說明“Spectator”與“Audience”之差別（在此他強調的非字根視／聽差異，而是個人觀眾與集體觀眾的分別），我好奇地問著，葛氏當初的思考是基於波蘭文或英文呢？畢竟就我所知，中文並無特別強調這樣的分別。薩尤不可置信地說，所有語言都該有單複數的觀眾區分（這麼一說，中文寫作中「令人」與「令我」倒是時常混用的）。我苦無機會解釋我所居住的語言對於單複數的混用，或也反映著「個人是為了成就群體」的價值觀。但這短暫的爭辯倒證明了建構在語言上的文化翻譯／轉譯，自有其不可避免的落拍。

掌握已知承認無知  才能開始面對未知

       於是，拿著不同語言護照的我們，如何成為薩尤於香港座談受訪時自詡的「國際評論人（global critic）」呢？（註2）這是我對薩尤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畢竟我們皆同意，再有學識的評論也不可能無所不知，特別是今日當我們以評論人的身分面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戲劇體系甚至是跨界訓練的作品時，我們又有什麼立場掌握話語權？

       近年與中國烏鎮藝術節合作密切，且長期關注日本劇場的薩尤以自身經驗回應：「我經常去日本，對日本劇場、傳統演出多少有點認識，但我從不會試著要了解關於日本傳統戲劇的所有一切，相反的，我會讓自己保有某些空間去驚嘆、讚嘆那些意想不到、出乎意料的所見，那些我無法完全理解的神秘。」並引用挪威劇作家喬恩．弗斯（Jon Fosse）之言：「我們全然了解的，就不再存在了。（that, which we completely understand, ceases to exist）」，強調全知就喪失了吸引力，劇場一定要有未知的神秘。在此同時，評論要能理解到自己理解力的界線。換句話說，掌握自己的已知，承認自己的無知，才能面對神秘的未知。

       在已知與無知間的平衡點，正是評論得以施力的空間，這也是為何薩尤提醒著：「評論也是觀眾，只是是更有相關知識的觀眾。」（註3）一旦評論人忘了自身觀眾的身分，誤把自己當作真理代言人，以為自己有權力、有立場告訴其他觀眾「劇場是什麼」，抑或是告訴創作者「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則會讓評論陷入險境。「評論提出詮釋（interpretation）而非判決（verdict）。」這是薩尤的信念，「武斷的論斷不容討論空間，或許尚存在於十九世紀末或廿世紀初，但已非現在我們對於評論的期待。」現今的戲劇經驗，需要另一種對於評論的想像，不再受傳統所限制，更深刻也更複雜。

理解並貼近創作者  卻須避免成為創作者

       「評論也是觀眾」，實回應於我就薩尤引用葛氏「劇場為演員與觀眾之相遇」的延伸提問。當然，這或也是薩尤心目中理想評論人的立場——儘管他也坦承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對於評論人的定義與期待也有所不同。以此反思台灣現況，評論人在創作者與觀眾兩種身分間遊走，卻早已是見怪不怪的常態。薩尤並未分享同為「小國」的羅馬尼亞是否也有類似現象，倒是在一向侃侃而談的態度中閃現一絲猶疑：「這個問題我也沒有絕對答案，事實上我每天晚上都在捫心自問。」

       評論人該不該是創作者？先不論評論倫理，這卻是另一個評論如何「找到平衡」的微妙處。「理想上，評論該知道所有的門派學說、潮流趨勢，但同時也得獨立於所有門派之外。」薩尤說。距離要夠近，才能夠懂劇場、夠愛劇場；但距離也要夠遠，才能保持觀眾立場。針對此議題，薩尤多次強調是他的個人觀點：「我反對評論太持續、太熱中地投入於某一團體或門派，最終與之成為一體，無法抽身……當你身為劇場創作者時，也背叛了你的觀眾身分。」只是，薩尤也明言「創作」如此迷人，讓評論人忍不住也想成為藝術創作者，唯只能提醒自己也能以評論的身分參與另一種創作。「理解創作者，貼近創作者，卻要抵擋心中那股成為創作者的誘惑。」是薩尤對評論身分的另一提醒。

自媒體當道  評論人更應負起責任創立權威

       無論或遠或近，或知或未知，似乎都取決於一玄之又玄的微妙平衡，但這拿捏之間，究竟有什麼是能夠依循的客觀標準呢？在此，薩尤並不採用「人人觀點皆有價值」的相對主義立場，反認為現今自媒體當道，評論的權威更顯重要。如何在「人人皆是評論人」的生態下，不讓真正的評論聲音被淹沒，是我們須共同面對的一大課題。

       如他在第二日工作坊中提及評論三大要素：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價值判斷（value judgment）與文化素養（cultural literacy）。一般觀眾在欣賞演出時，往往只是期待自身的期待被確認，評論人卻要保持某種開放性，隨時準備好自己，勇於接受思考的挑戰。同時，還要具備就自身文化素養評斷價值好壞的能力。薩尤且嚴詞批判：「學術圈太在意作品的政治意涵而非美學與文化上的意義，捧著那些議題討喜卻毫無藝術價值的作品；更有太多藝術精湛的作品卻因為不夠有政治意圖而被忽略。」還有許多評論剝除了華麗詞藻後，內容卻是乏善可陳，失去了劇場直指人心的藝術企圖，反讓人覺得對於詞彙的著迷是否早已取代了對劇場的愛——這一切正是因為評論人對於文化素養與價值判斷之輕視。事實上，評論的作用不在於展現自身詞彙庫多有深度，更非只看議題不看作品，以美學觀點大膽說出「爛就是爛（nonsense is nonsense）」才是評論的責任。

關注眼前人群與身處土地  在劇場創造對話

       然而，語言如國界，文化素養與價值判斷難道不是因地制宜嗎？回過頭來看薩尤自身經歷，其學術研究一大重點恰好是來自英國、以英文寫作的莎士比亞與貝克特，不禁令人好奇這究竟是薩尤的個人選擇，抑或反映了英國劇場在羅馬尼亞的影響力？誠如薩尤所說，鐵幕時代的東歐文人為躲避審查，往往遁入經典作品中以古喻今。然薩尤對這兩位劇作家的推崇，卻是因為「他們的作品呼應我對劇場的興趣，回應了如生與死、愛與恨、希望與絕望等關乎人性的核心議題。」換句話說，莎士比亞與貝克特代表的，並非英語劇場本身，而是劇場與普世人性的深究。只是，「普世」一詞不免也令人思考，會不會有些地方的作品比其他作品更容易普世一點？進一步論，會不會有些人的無知比其他人的更能被容忍一點？

       無論如何，薩尤倒是點出了無論莎翁或貝克特，任何再國際、再普世的作品，都是為了創作者眼前的觀眾所創作的。若創作者不再關注自身居住的土地社群，心中不再想著他所熟知的人群作為觀眾，而把目光轉向那些虛無飄渺且難以界定、甚至不知道在哪裡的什麼，那麼「那是非常危險的」，薩尤強調。這或也回應了其在評論工作坊的分享，反駁不少藝術家、評論人總認為劇場比不上視覺藝術或音樂前衛，似乎總是等著趨勢成形了才敢往前踏一步，但那正是因為「劇場藝術不得不依賴現場觀眾的當下經驗，再前衛的視覺藝術家如梵谷，可以等到死後作品的價值才被肯定，但劇場藝術只存在於當下，於是劇場藝術家也只好把腳步放慢，等到觀眾自其他領域得到類似經驗了才跟上。」即使在今日，國際藝術節已成為劇場創作重要推手，以「全球在地化．在地全球化」的論述將創作推向虛無飄渺的世界，創作者依然不能忘記那明確、特定的「觀眾」。

       葛氏論劇場，是觀眾與演員讓劇場在當下成立；而薩尤則進一步將劇場視為對話。評論人的責任，就是要為來自不同背景，有著不同文化傳統與思維脈絡的人們創造對話的空間。所有已知的訓練，無知之認知，都是為了讓我們能夠以敞開姿態迎向未知——在這眾聲喧嘩時代，讓評論人微弱卻堅定且持續地發聲。

註：

1. 第一場與第三場講題分別為「從古典劇院到工業場域—談東歐表演空間之流變」與「在地和全球的分際—看國際戲劇季作為人類慶典」。
2. 可參考潘詩韻〈專訪羅馬尼亞國際評論人柯迪維．薩尤〉，刊登於香港IATC網站www.iatc.com.hk/doc/79280?cat_id=126
3. 正如首段提到的小插曲，本文中提到的觀眾皆是作為個體的“spectator”。

講座之後
跨領域討論  尚須真的「跨」出學科

       薩尤的第三日講座以藝術節為題，原以為會延伸前一日關於藝術節如何助長劇場商品化的討論，但不知有何讓他改變了心意（或是其實是題目帶來的期待落差），改以兩齣分別在愛丁堡藝術節與戲劇奧林匹克（The Theatre Olympics）演出的作品 The Encounter  與 Armine, Sister 為討論重心。前者是合拍劇團結合機器人與操偶形式，重現人類學家落難至亞馬遜原始部落，以心電感應與居民溝通的改編故事，卻讓觀眾戴上耳機，模擬腦對腦最私密的見聞經歷；後者則是TEATR ZAR試圖回返亞美尼亞大屠殺，以史料、音樂等素材面對屠殺之後的噤聲哀歌。兩齣作品演出細節與回響皆可見於網路，然真正勾起我興趣的，是薩尤提到他也以主席身分參與了上述藝術節為這兩齣作品舉辦的研討會，除了創作者之外且各自邀請了如The Encounter 的聲音設計Gareth Fry、長期參與排練過程的腦神經權威Iain McGilchrist或與亞美尼亞大屠殺研究相關的歷史學家、民俗音樂學家、作曲家共同參與討論。

       這讓我想到前一日薩尤對於「議題凌駕美學」的感嘆，事實上又何止美學，無論評論或是創作者，能在「實質內容」上著力之處還有太多。劇場藝術既然是由「人」萌發，自然牽扯到種種環繞著歷史文化、科學科技的學門，創作者須以紮實的背景梳理為作品立基，細節的掌握度正在於功課是否做足，評論人何嘗不是如此？今日所謂跨領域討論，往往僅局限於人文哲學底下的理論派別，更多時候是以文字解釋文本的紙上談兵，若能試著整合甚至掌握實務界的學科，不也因此打開了劇場的視野與評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