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傷痛？誰來承擔？ —評創劇團《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

原文刊載於2020 4月號文化快遞「快遞藝評」，「快遞藝評」由「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與台北市文化局「文化快遞」合作多年，針對近期台灣表演藝術類藝文活動，提出專業評論，讓讀者看見台灣表演藝術的多面向議題與探索。

文/白斐嵐(劇評人)
圖╱創劇團 攝影╱小川先生



大時代這一詞通常不是為了女性而存在的。不然的話，我們可以想想為何總常聽見「大時代裡的女性」這樣的特殊凸顯，卻少有人需要強調「大時代裡的男性」呢？在臺灣史動盪的大時代裡，自然不是由小女子的生活撐起軸線，往往可得等到那些大人物被標示了，被記住了，才輪到女人登場。

然而，創劇團以白色恐怖為題材的作品《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有著相反的方向─儘管時序上先登場的，的確是坐在左舞台簡樸客廳的前政治犯黃父(劉皇麟飾)，沉浸在世紀末這即將迎來第一次政黨輪替的新聞聲中，漠然自外於妻女的瑣事忙亂；但這位關鍵主角卻失聲了，由其妻女推動故事向前。我們慢慢得知女兒黃心怡(楊瑩瑩飾)有位論及婚嫁的男友蘇彥博(呂栩智飾)，像是羅密歐與茱麗葉般的兩個家庭，一方是受壓迫的本省家庭，另一方則是被放上加害者位置的外省權貴。雙方家長會面一場看似無來由的衝突，更間接揭露了男方父親蘇先生(林文尹飾)原來是當初審理黃父一案的法官，讓這段戀情更添險阻。



一對男女，兩個家庭，兩種階級，社會對立。諸如此類的編排，很容易便落入善惡好壞之二元觀點，將大時代劃分為加害者與受害者之楚河漢界。這樣的對比，在舞台陳列上即明顯可見。一方是傳統臺式客廳，藤椅、茶几、電視，禁閉在無數扇雕花玻璃窗中；另一方則是明亮大氣的豪華沙發，布置著插花與書法。同時，舞臺兩方不成比例放大的特定擺設，也成為角色背景心境的象徵，如被窗戶包圍、無法逃離的監禁感(與黃父出獄後疑神疑鬼，近似精神失常的心理狀態相呼應)，又或者是巨幅《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與《心經》(無罣礙故無有恐怖)，似暗示著蘇父意欲以符咒般的書法字句，鎮住心中潛藏的罪惡感。

只是，我們是否真能一刀切下責任歸屬，從此心無罣礙地往前走？在劇中，的確依稀可察覺到對正邪對立的抗拒。無論是蘇父幾段對話陳述當年審案立場(「依法行事，判刑的不是我也會是別人」)，或是安排蘇父與黃母(辜泳妍飾)在投票立場上翻轉族群刻板印象(蘇父投給陳水扁，而黃母沒有)，都可看出創作者有意識的想要鬆動兩者關係。此外，相較於失去人際溝通能力的黃父，蘇父與蘇母(施宣卉飾)在角色刻畫上也明顯令人更感親近。但這些意圖終究被「事實」的曖昧不明所限。劇中角色時而彼此指控，時而博取安慰，卻徒流於情感的自陳與宣洩，少有機會直面歷史與政治的複雜是非。



兩位主角(黃父與蘇父)在劇中早已失去了面對歷史、再次對話的機會，我們反倒是從兩位女角(即黃母與黃女)的支線，感受到歷史的後座力，成了理解轉型正義的另一種可能。在家族秘辛揭露的某段母女對話，提到了該負責的究竟是誰。這讓我想起臺裔作家楊小娜同樣在《綠島》書中望向所謂受害者的妻女們。她們並非直接承受體制暴力的對象，但她們的處境往往更為幽微曖昧。小說中曾經不可一世的父親，出獄後變得抑鬱寡歡，草木皆兵，反而是家中妻女要直接承受所謂受害者再次轉嫁的威權／父權暴力；在這樣的情感壓力下，「家」也成為受害者再次被隔絕的地方。類似的場景也在此劇中出現。更有甚者，當年母親為了保住腹中女兒，而洩露了父親藏身地點，自此陷入了「要不是我⋯⋯他也不會」的自責心態中；得知事實的女兒，自然也繼承了同樣「要不是我⋯⋯他也不會」的罪惡感。在劇中龐大沉重的二元對立中，是這兩位在這一刻輕巧脫身，讓我們真正看見歷史的複雜深度。在黃心怡對原生家庭、對未婚夫一家的雙重不滿背後，恰暗示著傷痕不在只屬於個人，而需要整個家庭、整個社會來承擔──那承擔不了的，自然成了人人掛在嘴邊的「美國」出逃。

只不過，我們真的承擔的了嗎？《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有著比羅茱還要幸福的結局。蘇父蘇母最後真的「去美國」了，留下來自既得利益背景的兒子，回頭與未婚妻修補關係。這個即將成形的新家庭(排除了一些人後)在精神病院團聚：前政治犯與他走出陰霾的妻女，再加上個「棄暗投明」的未來女婿。這樣的和解，是否終究一廂情願地太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