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起的可能性－《我是一個正常人二部曲：我們一起撿到槍》

演出｜空表演實驗場

時間｜2020/08/01 19:30

地點｜高雄駁二正港小劇場

『現實，只要將其理解為人的實踐，總是位於不充分的原因範疇，總是處於糟糕的調適裡。一方面是法律和推測，另一方面是現實行為、確切發生的舉止，總是在這兩者之間，一邊是規則，另一邊是對規則的不符，在這兩者之間的空隙和互動遊戲裡，事物發生，事物立足。』【1】

現代戲劇裡能不能給出現實裡的真相，可能是長久以來蠻重要的主題，ＡＡ（亞陶）和ＢＢ（布萊希特）的劇作帶給了很多人對於這些方法上的理解。作為在這個表演裡，聽許家峰【2】分享他作為表演計畫裡面的角色，所遇到的對於不同障別的人的工作想法，以及他身處其中作為障礙者和直立人之間的中介溝通角色。每次聽完家峰分享，就會發覺他如此地知道如何善用自身侷限，在這社會亟欲透過平權來取得資源的時機點，無疑是一個異數。

而作為長期擔任他陪同者的我，則是不斷地在他的前後（位置）之間，找到可能跟他依存的關係，而無法避免勢必要聽他參與這次戲劇表演的各種碎念。我在看正式表演前，曾出於好奇跟過一次排練，相比於家峰是個話多的人，在這次表演裡的演員卻幾乎很少說話，部分段落有安排那些演員說出想要說出的話語，但是，最後卻幾乎拿掉，我問過家峰說為什麼都要拿掉呢？他說：「他們撐不起來。」當時我們正在家峰未曾來過的一家百貨公司地下美食街吃飯，聊起了障礙主體如何透過戲劇表演（言語、肢體動作）來體現自身做討論，回應著嗓門特大的他，我的聲音也大了起來，社交距離旁的阿姨也專注地偷聽著。

以上，或許能幫助你建立起閱讀的位置，筆者與這個表演以及表演者們的關係，讓這件事情能夠清楚地被知道。唯有持續地發覺自身與他人的位置，才能推測那不斷變動的關係，是依據在怎樣的你所謂的「真相」來現實中了解他人。這個不同的「真相」將影響你我理解障礙者表演這件事。

傅柯在他透過古希臘性行為的研究中提到，在關於「真實性遊戲」、「真實性體制」如何與「現實」之間的建立聯繫。我們可能可以很清楚地分析身障者所遇到的社會體制及結構問題，也就是人的實踐與相關連的體制之間產生的效應，也就是對於「真相」的政治分析，然而在這之中還有一個所謂「真實性遊戲」，他處理了主體如何透過自身體驗來找到自身的「真相」，所以這將可能是對於任何人都是一場永不間斷地真實性遊戲。【3】

我想這個表演計畫就是不斷地耗費在「遊戲」這上面而發展出來的階段性成果。名單裡的演員是在確定製作《我是一個正常人二部曲》的時候，經過為期一年的各式工作坊和共創裡仍留下來可以配合劇場工作的參與者。在這障別跨度非常大的工作坊學員要訓練成演員上台，這背後的變動和隨機對於劇團來說是直到上台前最後一刻都還在調整，對於素人來說劇場工作所要克服的不僅是無障礙這件事情而已，它同時也試圖處理了如今倡議「共融」這樣的願景「我們」可能的會是什麼，「我們」不可能的又會是什麼，在表演的情節段落裡或許可以理出一些頭緒。

聲音的迴響與移動的回看

「開場，音樂設計劉芳一播放出跟著演員工作時所錄製的電輪聲，原本在日常裡不被注意的聲響，被放大到充滿整個劇場空間裡迴響。凍袂條（應萬年）拄著拐杖走入舞台繞行，時而停頓扭頭看向觀眾，接著其他演員陸續上台以各自的方式繞行，使用電輪移動的演員所發出的電輪聲，也跟著預錄的聲響交疊在一起。表演者時而停下看向觀眾又繼續繞，彼此之間沒有交集，最後各自站定在定好的舞台位置，為每個人打下投射的白燈。」

在現實中，當直立人越來越知道如何看待障礙者的時候，是否有感受過障礙者如何看待直立人呢？在目光的交會處會不會有協商的存在，還是都只能是對於他人的凝視。這些不曾聆聽過的輔具聲響，會在什麼時候成為你我的日常？障礙研究裡很常會處理這樣「直立人－障礙者」這樣一組關係，尤其是在視覺為主導的世界，預設著每個人都在他人的目光之下，如何回應這些他人的目光格外重要，往往是日常得以依循的方式。開場起頭提示出了些許線索，走位的方式拉開彼此演員間的關係，各司其位地在等距的位置，時而藉由停頓回看觀眾來預示接下來的觀眾互動。

（空表演實驗場《我是一個正常人二部曲：我們一起撿到槍》攝影：林竣永）

我說的話是不是我說的話

「從觀眾席後方傳來急促的跺步聲，大蘋果（邵麗萍）【4】小碎步上到舞台。舉起手比起手語介紹自己的名字，成員也依序用手語講出自己的手語名。陳冠華舉起起助行器拿在頭上，像是頂著皇冠一樣，凍袂條手握拳向前模擬騎車感覺是到處跑，又摸了摸下巴表示著自身的年紀……。」

「小天使（黃郁清）發出了聲音，原本背著遠離他的其他演員一起轉身，看向他跟著發出同樣的聲音，每一次又再靠近他一些，複音一般逐漸靠攏。在另一個環節小天使跪趴著，臉孔幾乎貼在地板上說話，有時說：『很黑、妖怪…..』睜大著眼，看著觀眾。」

「冠華坐著不停衝撞著他的助行器，從輪椅上翻身下來，拿起被撞到歪扭的助行器，嘗試著讓身體鑽過它，整個過程凍袂條在一旁觀察一邊口述經過。」

「在『想對世界說的話』的環節裡，大蘋果說著自身同時作為會口語和手語的自身如何在與他人溝通中找尋自處的方式。」

在這幾個段落裡透過不同的言說方式與世界（我們）溝通，講得是只有表演者本身因為障礙狀況所學習到的對話方式。語言到底是用來溝通的，如何說話實在地設定了與他人互動的方式。我說的話會被如何解讀，又要怎麼說才適切，才能讓他人知道呢？我要如何說話讓你願意理解我？在聽障者和聾人的文化裡其實仍有差異，而作為世界需不需要知道這樣子的事情？這兩個名稱是不同體系打造出來的身份，對於夾在這之間的障礙者而言，不單單是我認為我是誰就能是誰這麼簡單的主體自決。對於一位被醫療、社福判定障別的障礙者來說，這關係到資源如何取得、社群能否接納等條件的標準，但這套標準卻也代表了社會對於障礙者能夠用什麼方式和樣貌生存的腳本，我是一個怎樣子的我往往是由他人定義而來。在此，每當演員輪流對著台下觀眾講述的隻字片語，或煞有其事的故事證言（我們見證奇蹟的一刻！、你可以借我過嗎？、綠熊與灰熊等事件和故事），也正以自身的表演橋段來體現社會所給予自身的種種障礙，而那些話語便是建立在我與社會（世界）之間的規則語所塑造的景觀。

（空表演實驗場《我是一個正常人二部曲：我們一起撿到槍》攝影：林竣永）

遊戲裡的慾望絮語與問答

「怡然從輪椅上用手臂撐起身子下到地板，跪趴在地上；謝筱君【5】從電輪上拿出兩條繃帶，一端綁在輪椅上，另一端套在怡然的一隻腳踝上，另一個繃帶套在怡然的手腕上，另一端則套在筱君自己的手上，怡然被繃帶串連在筱君和輪椅之間。筱君牽拉引動著繃帶，怡然在地板上一邊扭轉著身體，一邊靠近筱君所在另一邊的椅子，繃帶因為纏繞住她的關係逐漸繃緊。」

「筱君跟怡然的繃帶之舞告一段落，怡然撐起身子坐上另一頭的椅子，筱君解開怡然身上的繃帶，把頭枕在他的大腿上，怡然也把頭靠在她頭上，他們彼此依偎著。」

「燈敞亮舞台上表演者一字排開，臺下的觀眾也被邀請上臺，凍袂條對著所有人提問：『你願意跟障礙者談戀愛嗎？』、『你願意跟障礙者做愛嗎？』。」

「筱君：『我不想再遵守你們的遊戲規則了，我要玩我想玩的遊戲。』」

這些動作和環節幾乎是從之前排練場每次的共同創作發展而來，當中有大量的遊戲性質的安排，也會有不同的討論主題，他可能觸及了演員自身的情感、價值觀和處事方式，每次的聚會就好像是一起在尋找共鳴和異音。對於習慣於在劃分好的同一障別或相似年齡層溝通和互動的社群來說，這些表演者彼此之間有很明顯的差距和裂縫（你主持的那麼爛的對峙爭吵環節），而他們拉扯著彼此往裂縫縱身一躍，擔著可能會摔死的風險，旁人會嚇死的注目。那些會下到地獄裡才可能說出的可怕話語，只是想擦邊球地問你是否也跟我一樣，只是包裝好能夠被接受的樣子，總是煩惱著那些殘酷的事實，這些問與答之間的掌聲和笑聲為的會是什麼？我們共享著一樣的社會規則，卻不一定有人玩得好它，在那些一次次失敗的過程裡，他將試圖建立起自身所謂的真相，而這個過程一方面標示出了這個規制的殘酷性，同時也體現了主體的追尋，「筱君：『其實我很羨慕小天使，因為她可以盡情地做自己。』」

（空表演實驗場《我是一個正常人二部曲：我們一起撿到槍》攝影：林竣永）

塑膠布裡面的你們和外面的我們

「表演來到尾聲，大蘋果從後台提了一箱大行李上台，攤開行李箱拋出裡面的衣物、玩具球、水槍、帽子，這些物件散落在整個舞台，其他演員紛紛靠近或遞或拿從中找著自己要穿的，要拿的道具。凍未條穿上聖誕裝，一邊拋擲著撲克牌，一手拿著水槍對著觀眾發出射擊聲；怡然戴上大蘋果遞來的帽子和披上彩虹旗的冠華開著輪椅繞行，一路他們撞倒了之前台上給觀眾參與問答的椅子；小天使歡叫著朝觀眾拋擲著各式的玩具球後，仰躺到地上，舉起雙手和撐起雙腳朝空中不停抖動。大蘋果舞動著一大片半透明的塑膠布繞著舞台，像揮動彩帶一樣，讓塑膠布輕盈的飄逸在空中，在藍色舞台燈映照中，形成連綿不絕的波浪。這些演員們的動作和情節在場上同時發生。」

「最後一幕，他們一起躲進那張飛舞的塑膠布裡，被罩住的演員們隱隱約約透出的身影傳出窸窣的討論聲，突然從裡面透出亮光，時而映照出彼此，時而投射到外頭形成光柱。」

對於很多人來說童年記憶裡，在床上把布蓋住自己，打開手電筒，就成了屬於自己的安全空間，它是包裹著個人的私密情感和慾望的一方世界，它試圖隔離日常的時空，那些外在的規範都可以暫且被排除，自己打造了屬於自己的時空。在表演前，導演提到過，在共創的過程裡，很少有機會參與到群體的遊戲。【6】對於他們來說，「遊戲」這件事情本身其實是陌生的，或者說共享著某種集體的「遊戲」經驗幾乎沒有，更多的是要如何處理個人的寂寞和孤單，你可以想見那些紛飛的物件都可能指涉著表演者個人的想望，而在這一刻起，那可以是他們一起遊戲的時刻。他們都躲了進去，外面的我們想看卻看不清了，雖然我們也在這個劇場空間裡，但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知道他們討論了什麼，一起跟劇團經歷了什麼。最後塑膠布總是會打開，這一次會是來自外面的掌聲，下一次迎接他們的會是什麼呢？

（空表演實驗場《我是一個正常人二部曲：我們一起撿到槍》攝影：林竣永）

那些可能與不可能的障礙表演

「小天使和大蘋果席地待在舞台角落，大蘋果用著肢體跟著小天使去注意場上發生的事情。」

對於這些演員來說，可能有非常多的第一次，這樣的新鮮和成就感幫助了他們願意嘗試，卻也可能因此失敗，甚至決定離開。想必是真的很幸運有這樣的團隊在諸多異質的能量之間仍堅持栽進去，不是為了保護，而是在自身都跟著一起被撞倒的過程裡，往彼此想去的方向前進。柳春春的團長鄭志忠在劇團舉辦的講座裡提到障礙者要做劇場不可能有資源，永遠是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在做，即使有也是最少的那一塊。這樣的體認或許也連貫到牯嶺街小劇場的館長姚立群在籌辦第六種官能表演藝術祭和跟視障者的演員培訓的經驗裡，分享過的不斷失敗的過程，許多演員離開為了生活，最後只剩一人留下的情況。雖然我們不乏看到障礙者街頭賣藝討生活，或者社福機構資源中心籌辦表演團體募款舉辦成發所在多有，相關的書籍記錄過他們的旅程，這些或許可能就是障礙者的表演也可能不是，尚待有人願意挖掘這些表演。在最後或許用以下這一篇的部落格文章〈由陳國平的死談起〉，來期待未來那些可能與不可能的表演吧，我們不要難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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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主體性與真相》，米歇爾・福柯著，張亘譯，頁298

【2】中途視障者

【3】參考《主體性與真相》，米歇爾・福柯著，張亘譯，頁290

【4】聽障者

【5】腦性麻痺患者

【6】參考自劇團粉絲專頁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