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不言為言的女也──試以陰性書寫角度談《旗飄揚下的她們》〉

《旗飄揚下的她們》（Herstory under the flying flag）乃2021.10.16~2021.11.28由適藝術策畫、於龍山文創基地所展演的一系列攝影作品，然而不同於攝影本身常令人聯想到的紀「實」，展覽場中多數的影幀實為對於台灣不同殖民時期的歷史及受迫從事性工作的女子有意的擬仿、寓闢與再現，與其說是「實像」，不如說它們更趨近於雜揉了真實與虛構的「擬象」。

    諸如《太陽旗下的情死》當中相視著的和服藝妓與西裝革履的男子，近似擁抱又引人遐思地於腰臀之間相觸，足下又有烈火於花間竄開；又或《慰安──軍需品》當終身著白衣、懸浮於暗色水中的女子，身周又有利劍、彈藥、貼有日本國旗的木箱再到以國民政府在台時期為背景的《軍中樂園》當中三名年齡相異的女子淡漠地抽菸、發呆、讀信時的牆上又充滿諷刺意味的顯出「效忠領袖、服務三軍」等句；《台美合作》中極具超現實感的將台灣酒店女郎、美國軍官與政府官員同聚於一座酒吧；《如果她有一台相機》則顯出一名與兩名男人共浴的女子，恍若在玻璃窗內被在外的記者、官員、攝影師與女教師所注視……

    種種影像實有藝術化、符碼化的痕跡，卻皆是取材於真實發生過的事實，無論是日治時期闢建於萬華的藝妓遊廊中，贖身不成的性工作者與情郎的殉情案、第二次世界大戰隨士兵們上場「作戰」的慰安婦、國民政府制台下設立的軍娼與公娼、美軍來台「度假」必訪的北投溫柔鄉，卻又在被偷拍上報以後備受非議的溫泉侍女，皆可與展場內另一牆面上的史料互相參照、共構，最後匯聚回一開始進場見到的那面紅胸罩國旗，看似誇誕、飄幻，卻實為長期被掩抑於History下的Herstory──當明燦的國族神話隨旗舞動之時，縫製出國旗的女體、血淚卻被徹底地封錮於名為「禁忌」、「罪惡」的檔案之中而消散。那麼女也們的故事究竟時至今日要如何才能算是被訴說了分毫呢？在那些斷殘不全、真幻參半的遺跡之間？從黃孟雯的創作中彷彿可以聽見對此的應答：倘若無法循著真跡而拼湊出故事的全貌，那麼就藉由虛構的方式將真相呈現出來。

   在圖像中屢屢可見對於國族、政治，乃至貫穿其中的父權投射戲弄、嘲謔的態度，與真實史料當中相似的場景，卻多了些後設的詮解與批判意味，好比上述舉隅的作品當中有國旗、標語、官員身影與性工作者的並置，看似荒謬甚至引人不適，卻不著一語地便道出了漫長歷史中「以女體構築國體」的殘忍事實──被誘騙至戰場或軍中的性工作者、不被允許再有私人情感與人生的藝妓、招待美軍的酒家女與溫泉女郎，再對照另一牆面上釘有的妓女戶許可證、娼寮一隅，皆可見諸多無名的女也們被當作了剝削、搾取利益的器具，然而其中的控訴意味卻未必需要明顯的語述、悲憤的神情或駭怖的剪影方可呈現。

   相反地，黃孟雯所布置的作品基調大多是色彩明艷的，途中的女性又多燦笑著或僵止、平靜，較不會使人立有怵目驚心之感，卻又能從中聯想、闡發出底下蘊藏著的斑斑血跡，進而在看似不言之中卻言說了以往不被允准述說之事、在看似處居客體之位的女身之間達成了對父權與暴力的解構──而這又可借用西蘇的「陰性書寫」理論方能更探得其中意義。

    陰性書寫（Écriture féminine）之概念與闡析，最早可見於法國後女性主義（Post-feminism）三巨頭之一的埃蓮娜‧西蘇（Hélène Cixous）於1970年代所發表的論文〈梅杜莎的笑聲〉（The Laugh of Medusa）。雖為「論文」，然而此篇作品的詩化程度極高，充滿華艷迷離的象徵符碼，靈活運用神話典故、超現實筆法、意識流與隱喻，打破了人們在啟蒙思潮以來所標榜的理性、邏輯思維之下對於論文、學識與思想的一套既定想法──而這，恰恰也可體現西蘇本人於文章中所展示的女性主義精神，即是「擊破、摧毀」，但這次用以破毀的將不再是父權體系之中的陽具優位意符、男性凝視中心所衍發的種種論述，而是長久以來被貶斥的陰性本身。

    梅杜莎本為神話中著名的蛇髮女妖，凡人或仙靈僅看她一眼，便難逃過於她的目光之中被石化的命運，但在梅杜莎擔負千古罪名之時，卻少有人知道她從前的故事、成為蛇妖的原因，乃是她在女神雅典娜的殿堂之中被海神波賽頓給強暴，同為女性的雅典娜不出手相救、甚至反過來指責她為骯髒、悖德，隱現了現實中參與父權運作、行使性別歧視與厭女懲罰的往往也包含不少女性……一如於此展覽中所映出的「那些女人」在俗常眼中大多都是「惡女」、「禍水」、「邪魔」，從無被歌頌甚至稍加深入探析的可能，然而這些「常規」卻全在西蘇的生花妙筆之下被輕巧地瓦解了，從而曝顯出父權對於陰性之好∕壞判準的空妄，甚至是父權凝視本身就是造就、邪化妖女的來源，以掩蓋女性被性暴力所戕害的事實。

    縱然不同於陰性書寫於當代藝術中諸般形式的體現，常是融合駭怖與美、書寫陰性私我的情慾自主、對扭曲的性別規範發出批判，黃孟雯的《旗飄揚下的她們》卻也可說是具有陰性書寫意涵的作品，乃因她以另一種方式凸顯出歷史上「妖女」們的無奈、悲哀及受迫於一整個國族與父權並行之權威下的不得不，同時也發揮了陰性書寫初提的被景當中並據的「後現代」精神而瓦解、重構了以往樣板式的大敘事、歷史神話，使得歷史不再是以his為首，而揭現了其始終具有her的存在，只是被長期漠視、否認、噤聲。

    西蘇的原典當中梅杜莎用以潰散父權結構的狂嚎艷笑在此也成了另一種笑──無聲的、無形的，在不同影幀之間女子們的唇角展開，看似享受、迎合著身著不同衣裝的男性們的狎匿，卻又帶有些諷刺與哀嘆的意味，使得此處的「笑」雖未如西蘇的企盼般徹底裂解宰制女性的父權、不堪的歷史，但也著實顯出了被傷害的靈肉而在沉默間予以強烈的控訴。

    誠然，陰性書寫也並非完美無瑕、不受質疑的創作理念，西蘇所提出其說之後便有不少同涉於性別研究、女性主義的學者忖疑其中反覆強調女性書寫自我、體現情慾及思覺的主張是否也可能淪於耽溺、情緒告白而無進一步的革新性，甚至在無形之中也使得女性整體再次落入了「本質論」──女性內在有著如梅杜莎一般的多面性、女性是結構的共通受害者、女性實有毫不惡質的情感與自體慾望、女性擁有不為任何權威束縛的美……得以為女性帶來解放、多元與異質兼容並蓄的可能，卻又有可能在另一方面使得女性仍被框架於另一些特定、預先的想像之下，進而產生出耽美、感傷性質之嫌。

    在《旗飄揚下的她們》當中，此類的探問尤可在圖像間的「點到為止」、淒美的韻調所顯現，好比《太陽旗下的情死》中單看圖片會立即思及的「殉情」、「悲戀」，而非佐以解說後方會更知曉的遊廊藝妓制、人身買賣陋習，又或《慰安──軍需品》當中特將女子以素衣、柔光所呈現的模樣，縱使可由「慰安」及一旁的軍用物得出對於軍妓的指涉，卻也不禁感到有將傷痛淡化、以「純白」將女性幼體化、體現「被奪去貞操的可憐女子」之窠臼，抨擊性暴力的另一面卻又可能與父權對於女子貞節想像、「值得同情的受害者」的要求連同，甚至以紅蕾絲胸罩所縫製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及其下的紙蓮花、其後的花束在使人感受到女性被父權、國族所傷虐之時，卻也往往就停在了弔唁、哀輓的層次，而較無顯出「紅」在美艷、淒傷以外還能有的更多面向，即陰性的生命力、熱情、曾有的渴盼與勇氣……即便解構、嘲諷即控訴了虛偽的國族敘事與父權體系，體現陰性之存在的符碼卻大多似乎仍有著既定的框範、甚至不無些浪漫化、典型化之嫌，也反倒使得陰性書寫中所強調的多維性較不易被看出。

    然而無論是擬象或真實、解構或典型、批判或耽美，《旗飄揚下的她們》確然具現了長久以來被抹煞的女性歷史與敘事，使得以往被冠以尊崇必要、不得質疑的「旗子」顯出了其本具的污痕與裂隙，而露出的故事縱然仍片段、渺小，卻已掙脫了許多固有的束縛而令人再也難以忽視，並仍將在靜置的圖像、不語的面孔，以及超越虛實疆界的諸般作品中綿延出無盡的女也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