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罪 —— 《非常上訴》觀後感

      與其說是去看一場劇，這次的機會更像去釐清一個台灣人似懂非懂的集體記憶，「轉型記憶」抑或「白色恐怖」在近代媒體與歷史課本的包裝下顯得故事鮮明，擁有了所謂的正方與反方，但《非常上訴》塑造了一個不一樣的故事。

      此次的經驗更像是透過角色自述去面對正面這段台灣人共有的社會記憶，在此之前，筆者在生活中提到這段貌似神話般的時期，在不同年齡層間有不一樣的想法：

「隔牆有耳，囡仔人有耳無喙，不要亂說話。」

「那就是中國國民黨做的見不得人的事啊。」

      等等的語句與似乎概括了筆者對這個「歷史神話」的想像，它貌似就是一個人民被政府打壓的黑暗時期，敵人與受害者，正方與反方的形象似乎昭然若揭，但對於一個政治立場搖擺，或是持著開放性思考的觀眾來說，《非常上訴》似乎增添了一個不同的面相。

      與其說它讓我知道甚麼是正確的，更明確的，《非常上訴》讓我重審何謂「正確」。狂想劇場盡量以一種平舖直述，不帶立場的方式帶領觀眾了解陳欽生先生在那個年代經歷了甚麼，甚至給予每位觀眾一張宣傳單，又或者是整場節目的資料說明書。以一個沒有過多歷史背景與法學政治底子的觀眾來說，它對於理解劇情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的內容大抵與劇中情節呼應，為最後的審判更添一份切實感。

      但劇團所欲表達的論述為何？導演到底期望觀眾了解到何種程度？《非常上訴》的衝突聚集在法官與律師以及代理人之間，與其說它是場審判，更像是文字或立場的辯論會，以各自的想法與立場各自表述，每個人帶有一個角色，那些角色是法官、律師以及代理人，但有趣的是，舞台上兩位未被代理之人，作為楊碧川出現在舞台上的楊教授與扮演陳欽生的陳先生，兩者所欲表達的立場為何？當作為劇中非我與他者的存在的「真實人物」出現在故事內能產生怎樣的效果呢。

圖片來源：國家兩廳院臉書；攝影｜張震洲

      節目結束之際，筆者不斷思考著劇情前段的演員自我介紹，以及穿插在「故事」中的真實經歷，與代理人以「自己」的身分獨白之橋段。筆者在讀劇場相關的書籍時，經常看到一個詞彙，騙術；有劇場演員評價，演員的首要工作是欺騙自己，並相信自己，然後呈現著這份成果。舞台設計的用意，也是一種騙術，為了讓觀眾相信，讓演員更好的入戲，又或是陷入自我欺騙中，演繹出不曾在自身發生過的事件。然而代理人們在舞台上透過將自身經驗更好的帶入角色以及被代理者，這樣的手法呈現的表演法，從自我經驗中出發，找出與其代理對象類似的記憶與感受，並應用在演繹上。

      然而在場的觀眾應該都對香港演員以「自己」的身分自述的片段十分動容，作為一位與陳欽生先生一樣旅居台灣的異地人，他們身上有作為真實存在之人的共鳴，當作為故事人物存在在舞台上的演員，彼此理解對方，主動打破「演員」這面牆時，其中所營造出的狀態，已經並非只是在故事的範疇，更是一份對於打破第四道牆的宣戰。

圖片來源：國家兩廳院臉書；攝影｜李欣哲 提供｜狂想劇場

      在非常上訴中另一位重要的角色是楊碧川先生，作為另一位在舞台上扮演自己的人，與其說是扮演，他就是在舞台上重新面對自己的過去，分享自己的過去。那句「我有罪，我就是台獨」相信深刻的印在觀眾的腦海裡，並非是因為看到一位長者在舞台上大聲地訴說著自己的政治立場而感到震驚，他訴說政治立場的這個行為並非要訴求某一方即是正義亦或邪惡，經過劇情推演，這樣的行為更為接近透過激起部分的意識形態，實則進行對觀眾已僵固思想的擾動。經過了前面陳欽生先生與楊碧川教授關於年輕時在監獄的自述，觀眾引發的同情之心顯然對「國民政府」這個符號儼然有獨裁與邪惡的含意，然而後續楊碧川先生那富有個人風格的「我有罪」更像是把觀眾抽離原有觀眾建構的自我想像故事中，當現實感擾動達到效果，剛剛的記憶固著與原先思想因為再次提取而被改變，達到了再固化的效果。

      最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觀眾的投票參與，經過前方的宣戰，劇團直接邀請觀眾進入牆內，參與整個展演的進行。經過了以上故事，利用投票，公布投票結果，讓觀眾對整個事件進行審判，但身為觀眾的筆者更像是選出一個不違心，希望可以對故事更好的結果。在開票環節亦如自己所料的公布結果，但劇團想呈現的真的是一個有正反方的故事嗎？在最後的影片環節訴說了整個劇目的核心關鍵，引用楊碧川先生曾說過的話：

「台灣人必須意識到：接受歷史的教訓，打開心中的結，手牽著手，共同勇敢地為子孫萬代締造光輝與驕傲的未來。」

      我認為它很好的概括了整個劇目的創作訴求，究竟法律是對是錯，政權是否具有正當性，當時的政令是否合乎人權，亦或是順應政治環境、保障大多數民眾的權益，其實並不是重中之重。兩位老先生與狂想劇場的訴求從來不在此，劇團透過虛擬的模擬法庭來訴諸真實的歷史，並希望透過自己打破由劇本架構的世界，以達到擾亂觀眾心中的所認定的事實，而造就了重新建構的「現實」。或許一開始的演員自我介紹用意就在此，他們不避諱告訴觀眾他們只是演繹法官與代理人的角色，因為在故事之外的真實並不是故事中的法官可以評斷的。「白色恐怖」這個時期不應該是被剝奪歷史事實存在的，由國家抑或媒體建構的神話，《非常上訴》所欲建構的，是思想再固化的進程，讓人們腦中建構已久的陳舊故事再次煽動，讓觀眾在「現實」有思想與行動上的改變。

圖片來源：國家兩廳院臉書；攝影｜陳少維 提供｜狂想劇場

「每個人的所作所為，要向歷史負責。台灣人缺乏這樣的擔當。」——— 楊碧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