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製檔案影像的能動性可能: 從《希望消逝的簡史》和《別以為我會尖叫》談起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的節目單元多樣，各類影片也都不斷地向觀者拋擲出關於影像反思影像自身的問題。有趣的是，多數紀錄片都有對真實性抱持著存疑態度，和我既定印象中以紀實為要的紀錄片有所差異，我也從此影展開啟了我對紀錄片的另一種想像。其中最深得我心的還是當代風景的《希望消逝的簡史》和《別以為我會尖叫》的兩部實驗電影。兩者的共通點皆是透過檔案影像的挪用，有達成影像反對其自身的效果，也有將影像作為一種語言，並將情緒表達得淋漓盡致。接下來我也將以個案分析的方式來說明影像的能動性可能，看看影像自己是如何反轉蘇珊∙桑塔格的悲觀態度。

   《希望消逝的簡史》是由一個人民抗爭的活動而後演變成大屠殺的事件開展而來的作品。或許導演認為檔案影像並沒有辦法達到真正的揭露真相，因此他在整部片中使用了大量的污痕和雜訊來干擾影像的完整呈現。例如說污痕是黑白的強烈的對比，長形且破碎的邊界又是如此的清晰，快速變換的視覺效果就如同刀疤的傷口一一地被強行揭開。這種手法背後的用心無非是為了要強化這場歷史事件中被迫害的人的狀態，也刻意製造格格不入的衝突感；《別以為我會尖叫》主要是在講述導演和男朋友分手後離群索居的狀態。整部片都是由他在這段時間所觀看的四百部電影片段所組成，其選用的片段都精準地描述他在遭遇無數打擊後所產生的崩潰情緒。例如在十字架上苟延殘喘的人、異常加快翻動書頁的速度、側面的風車視角。一旦經過不正常的拍攝視角，這些看似日常的影像素材卻成為了偏離正常所經驗到的經驗。在我們精神浮動的時刻又觸碰著禁忌，由相對應情境的影像的拼貼所帶來的不安感與焦躁油然而生。在此檔案影像經由兩位導演的重製，不僅僅只是挪用檔案本身來和事件產生對話，更多的是強化檔案作為人的載體的功能性。像是片中所關注的對象都是被社會給排除掉的人，作品良好地向觀者呈現了在穩定體制中的失序身體為何種模樣，而這也再次地回應著人在檔案中從來沒有缺席過的事實。

    再者，經由兩位導演在檔案的調度和形式上的重新安排，我們可以看到影像在兩部作品中已經移轉出了原本的敘事脈絡和場域。如《希望消逝的簡史》中的檔案影像原本是作為握有權力方的宣傳媒介，它向局外的人民展示暴徒的行徑，同時也合理化政府的失職。不過，當導演將檔案影像轉換後，結果則是將同樣的素材形塑成另一種對反的觀看視角，富含著濃郁的反諷意味。在此影像開啟了影像自身的詰問，它拒絕順應著體制的結構，同時間也不願自己淪落成為檔案的一部分，檔案重製後所開啟的反身性問題也就成了影像能動性的一種可能。另外，以《別以為我會尖叫》為例，導演精準地使用影像的語言去劃定出文字敘述所無法在時間和空間中所傳達到的個人情感，為經歷痛苦的畫外音提供了良好的視覺表達。而成就這部影片成為影像複合體有來自於粉紅電影、70年代歐洲驚悚片、義大利邪典，以及各種非法下載的網路電影的各類拼裝，也都算是觸碰禁忌且非主流的影像來源。但是這件作品不完全承接著原本的影像脈絡，他只是藉由影像的視覺效果來強化自身處在精神崩潰邊緣時的情緒和狀態。

    與此同時，藝術家對現成物的挪用也指涉著靈光的問題。在班雅明的古典論述中，針對現成物的重新再組合，其不如本真物所含有的靈光。而且當代的藝術作品也不只是有在美術館做展示，探討由權威場域所賦予本真物的靈光似乎也不再是重點。經由個案分析，這兩部作品所衍用的檔案影像不再會被打入抄襲的牢籠，他們所探討的要點開始回歸到手法和形式上的特殊性，並且試著移轉出原出影像的敘事脈絡。或許紀錄片不再是單純的紀實和訪談的再現，在藝術家藉由作品回應藝術問題的同時，是否媒介也開始思索自己與藝術之間的關係。我反倒更樂見影像與影像間能否為思想帶來一些碰撞和啟示，以影像自身的力量去逃離蘇珊∙桑塔格對影像的悲觀態度，從中產生影像自身的能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