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理解都是一種發聲練習—張紋瑄、廖海廷《F的故事》
Author: 何珊, 2023年01月10日 23時27分
評論的展演: 背陽—情慾伏流及其隱現
張紋瑄和打擊樂演奏家廖海廷合作的《F的故事》，位於TKG+《背陽—情慾伏流及其隱現》（以下簡稱《背陽》）一展的最內部的位置。昏暗的環境裡，矮櫃上有著鬧鐘、和置於地上的枕頭被散發著虹色光環的光圈包圍。牆上的音響播放著巴哈未完成的作品《賦格的藝術》，走進發現枕頭上散落著小冊及耳機。小冊內即為作品主敘事、耳機內播放的則是小冊內容的有聲版。
在觀看作品時，我對敘事拆解成書本小冊形式及耳機內播放有聲書的形式感到特別有興趣。想起2021年底至2022年初張紋瑄在關渡美術館發表的個展《講述表演訓練要點》是以講述表演（lecture performance）出發，透過戲仿（parody）政治人物面對公眾的演講，處理文本以講述形式能夠發展的空間。張紋瑄在先前個展對聲音和表演的處理，離開了經過縝密安排、算計的演講，聲音、文本、表演還有什麼其他可能的排列組合？
小冊內文以F作為主角，F想要以快速的分類去理解世界，卻發現分類卻只是通往理解的過程，並非目的。就像是酷兒族群之所以使用LGBTQIA+只是暫時替多元的性取向及性別主張下一個較容易理解的註腳，事實上每個人對自己在性別光譜上的定位仍然有各自些微的差異。張紋瑄以音域對應到光譜的概念，嘗試以人聲的赫茲、琴鍵與音色的對應位置、以音樂術語作為譬喻解釋酷兒多元且差異細微的身份認同。原意為追逐和逃走的「賦格」亦指向（演奏）主題的不斷再定義。1
以敘事為主軸的作品除了敘事外，還能在哪些層面上撐開想像？作為敘事的補充，因而有了耳機內有聲閱讀小冊內文，以及廖海廷的演奏。口語（spoken language）和音樂作為「有意義的聲音」，亦即這些聲音能夠被理解、分析，張紋瑄以調度口語和音樂的「聲音」出發，小冊裡以書寫第三人稱開展F的敘事，耳機內的有聲閱讀以聲音再次演繹內文。以對話為例，大部分時候的對話都是以聽和說、聲音的方式開展，去除了字符(character)的媒介性，讓意義能夠以更透明的方式抵達、討論。
如果聲音即是用一種更抽象的方式指向彼端的確有一個他者在向你傾訴，那麼印刷是透過統一字符抹除手寫的高度個人化特徵。「⋯⋯打字稿最終實現了書寫的去性別化，使之退去玄學的外衣，變成了文字處理。」2如果有聲閱讀是以第一人稱摹寫F的境遇，那麼小冊在形式和觀點上就是以第三人稱，更遠且相對客觀地形塑F的事件。佐以插圖，讓音域在琴鍵上的跨度能夠被實質地看見，對照耳機內有聲朗讀且親密的距離，書本則是無聲且遙遠地書寫、紀錄，讓抽象的音樂術語能夠被理解。
在對話時我們不正也期待自己所欲傳達的事物能夠被對方「聽見」，以及對方能夠理解我所「傳達」的事物。那麼矮櫃、鬧鐘和枕頭即是劇場式親密情境的描述：床頭櫃上的鬧鐘滴答，一顆又一顆的枕頭如雲亦如夢，是睡覺的枕頭也是坐著的靠墊，從櫃子裡延伸出來的耳機是枕邊人真誠的告白。出櫃其實是可以很政治性、很宏大，關乎許多人的宣言，但是張紋瑄利用親密情境的調度，讓這個故事只剩下觀者與故事自身：酷兒事實上不在他方，你與我都有可能是對性向有所疑問的人，只是這些故事要由誰來說，又有誰能明白。
音樂學裡的強弱法(dynamic）中，F是義大利文forte的縮寫，表示強，F亦有可能是等第的fail。F沒辦法成功地將別人套入二元性別的分野，也聽不懂性別笑話。樂器需要調音、校準，性別卻不需要特定的框架才能成立。在小冊裡提到平均男性與女性聲音的頻率（赫茲）不同，音色是我們辨別對方的方式，卻忘記了音色本身並非演奏的重點，就連一首曲子都得要有很多高低不同的音符才能表現出作者所欲傳達的目的，何以我們只能用兩個性別去囊括每個不同靈魂的樣貌。《F的故事》不只是F的故事，也有可能是你與我的故事，或是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人身上的事。
作為《背陽》最尾端的作品，《F的故事》很好地收攏了敘事，和楊雨樵、張允菡的《最後剩下的全是內臟》相呼應，從大的民間故事直到小單位的、個人化的敘事。F此一代號亦有可能代稱finding與found，就性向而言，我們依舊持續尋找因為每個個體不同的需要而延伸出的代稱；在理解的路上我們仍然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而每一次的發聲，都為了未來能夠被聽見所預備。
資料參考
1改寫自《F的故事》小冊內文
2邢春丽（譯）（2017）。留聲機 電影 打字機。（原作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上海市：復旦大學出版。（原著出版年：1999）頁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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