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別人的土地上唱自己的歌

        土地，在進入文明社會之前，沒有「你的」、「我的」、「私有的」、「共有的」的概念，它是屬於大自然的；進入文明社會之後，「土地」與「歷史」便息息相關，如果說權力的掌握是歷史書寫的先決條件，那麼土地就是權力的載體，土地無疑是政治的，像是1880年代瓜分非洲的新帝國主義。歌，也就是歌謠，對於較原始的地區，它不僅僅是聲音頻率的高低、旋律的變化，歌詞通常都會被用來記載祖先記憶、故事，在沒有文字的部落裡，歌詞是他們的流傳給後代的手段，歌謠是乘載歷史記憶的載體。ＴＫＧ＋2022年11月5日到2023年1月7日的展覽「如何在別人的土地上唱自己的歌」，命名非常有意思，「如何」表示擁有至少一種實際的方法，「別人的」、「自己的」是一種隨著歷史而變化的、相對的關係，「歌」是述說的手段，「土地」是自古以來一直被搶奪的、權力的載體，「如何在別人的土地上唱自己的歌」展覽則是透過以「歌」為讓觀者注意的敘事手段，試圖讓觀者看見殖民時期的議題——原住民處境問題、被邊緣化的歷史與社會資源的不當分配。

              進入展場，第一個看到的作品是法屬殖民地瓜地洛普的女性藝術家Minia Biabiany的作品——《Toli Toli》，這個作品在較早的版本中是使用實際的編織裝置來再現出加勒比海地區常用的網狀竹織捕魚器，在後來現場的版本中則是簡化了裝置，以竹織捕魚器中的六角形作為符號，並將媒材換成土，將其排列在地上。錄像裡拍攝的是手在水面下，沒有材料地編織著捕魚器，這是藝術家找很久才有人能傳授她的技術，是一個快要消失的手勢與傳統技術。而戴上耳機可以聽到藝術家用幽微的聲音吟唱一首快要失傳的1950年代瓜地洛普童謠——《Toli Toli》，《Toli Toli》在克里奧語（Creole）的意思是「蝴蝶蛹」之意，講述了捕捉蛾蛹蠕動的身體的故事。在努力掙脫束縛的過程中，昆蟲會向各個方向擺動。Minia Biabiany的詩句中寫道：「移動蛹/它劃定界限/通過投射內部的其他地方。」這個作品有一個濃厚的消逝意味，裝置的脆弱（輕輕碰到便會變形）、快要失傳的童謠、沒有編織東西的編織手勢，每一個部分都像是傳統在做最後的掙扎。        第二個作品是墨西哥藝術家Naomi Rincón Gallardo的《負鼠的復原力》，這是一隻錄像作品，在展場時他的存在感強到一進門便無法忽視他的存在，嚴肅、悲傷的議題在這作品節奏感強的音樂下顯得像是苦中作樂一樣。錄像紀錄在一片廣闊的土地上，由人類扮裝的四位來自美洲原住民族的神話角色— 「一座山丘」、 「一株龍舌蘭」、 「一隻負鼠」 和 「蘆葦女士」，借題控訴了原民土地遭掠奪的當代問題。「負鼠」因為遇到危機狀況會裝死，由此方法來逃過一劫對他們來說有一種「復原/復活」的意味；也因為他有兩個子宮，所以在很多神話中也有「生育」的象徵；同時也是將火源帶到人類社會的重要角色。負鼠在墨西哥瓦哈卡山谷（Oaxaca）唱跳，歌詞中混雜著神話與跨國礦業公司「Cuzcatlán」如何與墨西哥政府合作、奪取原住民的山谷的不義行為，使用非常具有節奏性的兇悍RAP，來為自己發聲。這個錄像作品誠實的說，與某些youtube影片有幾點類似之處，像是肉眼可見的成本低廉（廉價的服裝、沒有任何加工的畫面），但擁有著很強的節奏性與影片的幽默，像是硬體的不足便用軟體來加強，也有種小小的螞蟻在用微薄之力抵抗龐大的資本主義力量的感覺，好像杯水車薪，但隨著觀看的次數增加，也能成為龐大的力量（人民抵制公司）。

        第三件作品是台東藝術家張恩滿的《蝸牛樂園三部曲——啟航或終章》，在錄像裡，一名排灣族青年祭司男子用排灣古調吟唱著張恩滿寫的歌詞，述說著原生於東非的非洲大蝸牛如何隨著人類（殖民）歷史的移動與遷徙，散佈到全球，這個物種的路徑似乎也是帝國主義擴張的路徑，與熊貓一樣是政治意味濃厚的生物。在日本殖民時期，一名衛生課的官員以食用為目的將非洲大蝸牛這個強勢的物種帶來台灣，因食用不方便遭遺棄後，竟有強大的繁殖力與生存力，在台灣繁衍下來並無處不在，而錄像中提到人們對於原住民食用蝸牛感到噁心，張恩滿寫的歌詞也回應道：面對這個強勢的外來物種，他們的做法是一種與之共存的方法。歌詞中也有提到臺灣原生種構樹的樹葉，是去除蝸牛的棘手黏液隨手可得的最佳工具，近年來也有研究指出臺灣是「南太平洋的構樹起源」，也證實了南島語族起源於臺灣的「出臺灣說」。這件作品雖然在展場上被旁邊的《負鼠的復原力》壓低了氣勢，但仔細觀看下來，我認為是這展場裡最霸氣的一個作品，面對一個長期困擾台灣的物種，在物理上，原住民用了共生／食用的方法壓制著他們；而在歷史層面上，像是用「出臺灣說」壓制著台灣一直處於的被動位置，不論是帝國的殖民還是外來物種的侵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