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獎項的 raison d’être
Author: 陳正熙, 2020年07月22日 17時03分
文／陳正熙（台新藝術獎第四屆、第十八屆決選委員）
上一次受邀擔任台新藝術獎決審委員，是在2006年，第四屆台新藝術獎。相隔14年，再次回到台新藝術獎參加決審，對我來說，是個奇特的經歷，不同的評審組合和獎項頒予方式，如何影響了評價標準和最後的結果，加上時間因素的介入，都提供了事後再更深入省思的基礎與參考架構，一方面檢視自我的生命歷程（變老的過程），另一方面，也藉以探究討論獎項本身的raison d'être [1]。前者，我保留給自己細細品味，針對後者，從個人的觀察與提問，期待更多更深入的討論與辯證（當然，我會將討論侷限在表演藝術領域）。
首先，最明顯可見的當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對全球表演藝術的影響。
因新冠肺炎影響，第18屆台新藝術獎頒獎典禮觀禮者全程配戴口罩，圖為現場介紹決選委員陳正熙先生 攝影｜呂國瑋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的影響，範圍之廣、程度之深，前所未見，對各行各業的衝擊，也完全無法以「景氣循環」的概念理解，面對生命、財產、人際關係的危機，我們被迫要在完全不同的脈絡中，去思考藝術的意義與價值。藝術獎的頒發，雖然是對前一年度，疫情尚未爆發之前的藝術創作的評價與肯定，但，在（全球）疫情還是嚴峻的此時此刻頒予，仍然是某種針對當下局勢的宣告，強調藝術對社會全體的重要性，不一定是對現實的抵拒或對抗，但應該可以說是面對現實的從容自得。
新冠肺炎疫情也直接影響了決審評審團的組成，從已成慣例的國際評審團，改為全由本地專業人士組成的純本土評審團。面對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對全球局勢的影響，過往兼納各國專業人士的國際評審團，就如同人、資訊、資金的全球流動一樣，或許不再是理所當然之事，甚至在可預見的未來，都可能會是太過樂觀的期待。今年全由在地人士組成的純本土評審團，雖是面對疫情的權宜，但，即使未來進入所謂「後新冠」的時代，評審團的組成在國際與本土之間，會有什麼樣的因應調整，會如何影響藝術獎的性格與形象，對主辦單位而言，可能不僅只是行政考量，而更是自我定位的省思。
依據我個人的兩次評審經驗，國際與本土的差異，反映的也就是「全球」與「在地」之間，在藝術的場域中相互拉抬、拉扯、對話、角力的關係，以及在這種關係中，藝術創作者及評論者（評審）的自主性與獨立性，被放在什麼樣的平台上連結、比較、評價。在國際評審團的情境之下，整個討論的方向，傾向尋找某種超國界、超文化的藝術評價標準的可能性，強調藝術獎的全球化遠景，在地連結宣示的必要性，或者不特別強調，或者暫時擱置；而在純本土評審團的討論中，全球化的概念幾乎不在個人的視野當中，藝術評價的標準更深植於在地的歷史定位、社會脈絡、和文化景觀，藝術獎的在地性幾乎是不言自明、不證自明的。
第四屆台新藝術獎表演藝術大獎作品：雲門舞集《狂草》 攝影｜林敬原
2006年，第四屆台灣藝術獎，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分別組成國際評審團，各自頒發年度獎項：《湯皇珍 / 我去旅行Ⅴ/一張風景明信片－湯皇珍個展》，和雲門舞集《 狂草》，最後才在跨領域的全體評審會議中，共同選出評審團特別獎：國光劇團《三個人兒兩盞燈》。當年，表演藝術入圍作品還包括：表演工作坊《如夢之夢》、舞蹈空間《三探東風舞》、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自東徂西—EXXJ與采風樂坊高峰》、榮興客家採茶劇團《大宰門》、差事劇團《浮沈烏托邦》、劉亮延《曹七巧》。
第四屆台新藝術獎評審團特別獎：國光劇團《三個人兒兩盞燈》
十四年後，今年再次受邀擔任台新藝術獎決審委員，跨領域、純本地的評審團共同選出年度大獎：再拒劇團《明白歌｜走唱白色記憶：未竟的故人事與未來歌》，和視覺藝術獎：陳以軒《委託製作｜陳以軒個展》，和表演藝術獎：王世偉《群眾》（2019松菸Lab新主藝），今年表演藝術入圍的作品則還有：布拉瑞揚舞團《#是否》、林廷緒《八八》、李貞葳《不要臉》、謝杰樺X安娜琪舞蹈劇場《永恆的直線》、驫舞劇場《自由步－一盞燈的景身》、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春華秋水》德國 E-MEX 樂團與臺灣中青世代作曲家(李政蔚、陳立立、劉韋志、蕭慶瑜、林梅芳) 、圓劇團《悲傷ㄟ曼波》、再拒劇團《感傷之旅》、余彥芳X黑眼睛跨劇團《關於消失的幾個提議Ⅲ》。
粗略地看，這兩份入圍名單有著相當不同的性格：前者比較偏向全面性的觀照，後者則有著比較明確的評選態度，這當然反映出不同的時空條件、劇場生態、和觀察提名過程，究竟如何具體比較，還有待更深入的探究，在這裡詳列出這兩份名單的主要目的，其實是在邀請讀者一起思考：如果我們將評審團的組成方式對調，會不會選出不同的年度大獎和表演藝術獎得主？
以今年獲得年度大獎的《明白歌》而論，講述的是當代台灣的獨特史事，採用的形式與媒介更具有在地的特殊性，加上「語言」（說與唱）的重要性，如果面對的是一個國際評審團，我們不禁要想：國際評審如果對台灣歷史的獨特性沒有足夠的認識，我們要如何讓他們理解這部作品在本地社會情境中，對政治認同的意義，以德國在戰後及兩德統一之後所推動的「轉型正義」，或者近來在美國各地紛擾不休、對種族議題的清理/算（reckoning），作為參照的座標，是否恰當？在全世界各國都深受黨派偏見政治（partisan politics） 紛擾的當下，他們對於這樣一個受官方委託的製作，又會有什麼不一樣的觀感或看法？來自不同國家、擁有不同專業身份的評審，對於「藝術」與「政治」互動關係的理解，又會如何決定他們對這部高度政治性的作品的評價？
第18屆台新藝術獎年度大獎作品：再拒劇團《明白歌｜走唱白色記憶：未竟的故人事與未來歌》 攝影｜唐健哲
第18屆台新藝術獎年度大獎作品：再拒劇團《明白歌｜走唱白色記憶：未竟的故人事與未來歌》 攝影｜張景泓
這個問題，其實對今年的表演藝術入圍作品 [2]，都有不同面向、不同程度的參考意義：原住民生命和流行文化的對話，傳統的祭儀如何被援引以面對當代的社會，個人特殊的在地經驗如何被轉化為有關成長的哲學命題，甚至如抗爭運動、媒體社群、#MeToo這類全球性的現象或議題，在台灣在地的情境下，都可能呈現為獨特的面貌，其政治、社會、文化的意涵，可能亦難以被一般化、普遍化，藝術價值的衡量和社會意義的斟酌之間，或許就會有相當的差異與爭議。
就表演藝術入圍作品整體來看，我深刻感受到年輕創作者更加自由開放的創作意識：取材範圍從個人生命到集體經驗，打破了公與私的區隔；更多跨形式的共創合作，挑戰了所謂「專業分工」的合理性；更活潑跳躍的思考，模糊了嚴肅以對與戲仿嘲弄的分野。這些共同的特色，讓我對台灣當代表演藝術的未來發展，多了不少信心，另一方面，也不免會想到這些作品，在整個表演藝術領域受到的關注，如何能夠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特別是對觀眾。
在台灣，藝術（獎）似乎總讓人心生「曲高和寡」的疑慮，而「娛樂」則是引發從眾、媚俗的想像，兩者之間似乎總有著無法跨越的隔閡，而且越來越涇渭分明、互不關涉，部分「主流」創作者對其所謂「前衛」或「菁英」品味的批判，或者特別強調「大眾」品味（？）的絕對性，「撫慰人心」的使命感，更反映出這種創作心態的差異。問題是，這樣的區別、比較、論證，對於整體劇場生態的健全發展，能有什麼意義？藝術獎的頒發，除了是對創作者的肯定之外，更重要的，是提供給觀眾一個如萬花筒般的藝術景觀，既有感性的滿足，也不缺智性的啟發，引導他們不斷拓展觀看的視野、思考的面向、和人生的經驗。於我，這才是劇場所需要的、真實的、有價值的「娛樂」，而在今年表演藝術入圍作品中，這樣的娛樂一點都不缺少。無論是公共議題或私人記憶，無論是形式的摸索或主題的探究，無論是在日常的或非日常的情境，他們都沒有忘記給予觀眾特別的、美好的觀賞經驗，就是劇場的raison d'être，「入圍即是得獎」真的不是虛言，而是衷心之言。
第十八屆台新藝術獎表演藝術獎作品：王世偉《群眾》 攝影｜王弼正
我對於任何藝術獎項的競爭與頒予，都懷抱著戒慎恐懼，甚至自我矛盾的心情：一方面肯定評比過程中的對話辯證，競賽的激勵作用，另一方面也憂慮著獎項份量和最終選擇，可能造成的影響。但，或許在個人層次的這種緊張拉扯，也同時反映出藝術獎本身的內在本質：不在表彰一種超時空的卓越準則，而在表述深植於當下的特定關懷。
十四年過去，人一定會變老，但不一定會變得更有智慧，至少應該要變得更加謙虛：十四年前，我在整個決審過程中，無論是自己的陳述論理，或與其他評審的交鋒辯論，幾乎都不曾有過自我懷疑，但在今年的評審過程中，卻始終深受著自我懷疑的考驗，甚至一直到書寫這篇文章的當下，我都還沒有辦法放下過程中有過的疑慮，其他評審的堅持和挑戰，也持續地影響著我對這段過程的回顧與評價。
這樣的心情，其實也代表著我對所有入圍團隊，和決審委員們的感謝。
編註：
[1] 「raison d'être」為法文，意指存在的理由。
[2] 第十八屆台新藝術獎相關資訊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