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 ＆ Award│台新藝術獎20週年─與社會交往的台新藝術獎

編按：台新藝術獎於2002年開辦，至今（2022年）已屆滿20週年。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於2021年九月啟動「台新藝術獎20週年研究案」，邀請呂佩怡、周伶芝、郭亮廷、馮馨四位學者、策展人，從台新藝術獎機制、入圍與得獎作品、藝評書寫與年度觀察報告、媒體報導等為研究材料，進行相關資料整理與議題爬梳，部分研究成果也作為台新藝術獎20週年大展重要展陳資料。由研究員呂佩怡、周伶芝、馮馨並將三篇專文改寫為精簡版本，紙本刊載於《典藏今藝術&投資》2022年12月號(no.363)，頁88-99，網路版刊載於此。「NEXT—台新藝術獎20週年大展」自2022年10月29日至2023年1月15日於北師美術館展出，詳細展覽與活動訊息見 taishinart20-next.com。

台新藝術獎作為一個企業基金會獎項，既承擔企業的社會責任，回饋社會，同時希望透過藝術轉換社會氛圍，與社會共好。一如藝評人陳泰松所說：「台新獎是企業與藝術的結合，因此必然帶有一種社會交往的渴望，及塑造典範的需要」[1]。這一種「與社會交往」的渴望如何透過評選機制達成？台新藝術獎關注現在進行式的當代藝術，獎項機制又如何反應不同階段的社會現實，標示時代的轉折？這二十年來的入圍與獲獎作品的「社會性」特質為何，又如何與當下社會境況共鳴互振？

獎項機制的「社會性」

台新藝術獎第一至十一屆以評選優秀展演為主，在評選指標上可見到「社會性」，例如第一屆的五個評選指標之一「作品對生態影響」正是指向獎項的社會影響力；第三屆的評選三個重點之一「內容議題的開發及社會效應」，指向獎項的社會性。第十二屆至第十四屆採用不分類評選，宏觀以「時代精神」、「人文關懷」、「未來性」三方向評選，對於年度大獎三項要求之一為「能夠激發更深、更廣社會人文關注的藝術展覽或表演製作」強化「藝術社會參與性」。 第十五屆之後保留年度大獎，並頒發視覺藝術獎與表演藝術獎，綜合前兩階段機制，回應藝術生態需求，「社會性」仍是年度大獎的關鍵要求之一。因此，從評選機制面來看，「社會性」明顯放置於台新藝術獎的評選檯上，強調與社會溝通、關注社會議題、正視藝術對社會影響力，或是對社會提出的觀點。同時，「社會性」也在每屆入圍、得獎作品中可以被覺察。

第一屆台新藝術獎入圍特展——視覺藝術獎得主黃明川《解放前衛－黃明川九○年代的影像收藏》

藝術作品本身的「社會性」特質

若從整體外部社會環境來觀察，台新獎強調的「與社會交往」回應怎樣的現實？我在〈轉向『藝術／社會』: 社會參與藝術實踐研究[2] 指出「藝術－社會」的想像與談論在2000年之後有很大的轉變，不論是概念、議題、方法或是呈現等，皆有較多層次、多樣化的展現，是由解嚴前後具有對抗的「藝術←→社會」轉向「藝術／社會」，從想像藝術位於社會外部轉向將藝術放置社會內部思考，讓藝術與社會有更多揉和交織之可能，也進一步生產藝術與社會之間的多重關係。千禧年初這個時間點正是台新藝術獎啟動的時刻，面對這個正在進行式的藝術實踐與發展，「藝術／社會」特質可謂這二十年來台灣當代藝術的DNA，藝術的「社會性」自然而然成為台新藝術獎所觀察、標示與給獎的重要面向。

第一屆視覺藝術獎頒給「解放前衛：黃明川九十年代的影像收藏」，奠定台新獎「接地氣」的社會性格。從1992年起，黃明川有系統地追蹤、記錄和蒐集超過五十名當代台灣藝術家，這個紀錄片系列挑選出十四位具有代表性的九十年代藝術家，這個系列影像主要在公共電視播放，具有公共性與教育性，而後也在北美館展出，評選得獎理由強調三點：「電視節目系列」的選擇回應對展覽的思考、紀錄片作為藝術創作、此作品表徵解嚴後的「開放性」，更重要的是這個系列回望風起雲湧的九十年，一如黃明川的得獎感言：「我相信它不是頒給我，它是頒給一個年代，夢想著未來的年代」。

台新藝術獎的第一個十年，藝術實踐的「社會性」展現在藝術作品本身。例如，第一屆入圍與第三屆獲視覺藝術獎的施工忠昊，強調社會自身是創造性的來源，透過裝置作品與展覽凸現台灣特有的俗民文化如檳榔攤（《美術館檳榔攤之施公檳榔茶》）、廟宇宗教之狂熱（《迷宮中的朝聖》）等。另外，「社會性」特質也呈現在藝術家對於社會現實之觀察、再現與轉化，例如對於政治嘲弄的梅丁衍，以《梅氏解讀玩》獲得第2屆視覺藝術獎。獲得第11屆入圍，結合十檔不同層次的藝術實踐方案的《「重見/建社會」系列展覽》也是一明顯案例。在此，借用這個計畫的論述來描繪藝術的社會性：「重新看見那被遮蔽的真實關係，以及基於此去「想像」（或也可以說「賦予『願景』」）並實踐出可能正在成形的未來」。

第三屆台新藝術獎評審團特別獎得獎作品——杜昭賢「美麗新世界—海安路藝術造街」計畫

政治意識或行動作為藝術實踐的「社會性」

2007年台新論壇與典藏今藝術合作舉辦「頓挫藝術，在台灣」專題[3] ，批判年輕世代缺乏政治意識或社會關注，陷溺於自我世界，此一論述方式也引起年輕藝術家的反動，在此討論風潮過後，有更多年輕藝術家回溯自身家族史、關注社會議題、參與社會運動等，走向「田野」創作方法。2008年台北雙年展的「政治藝術」傾向，以及2010年台北雙年展討論「藝術的政治」，皆對藝術實踐的社會面向有所推進。同時，在現實社會裡的變動，從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到2014年的「太陽花學生運動」之間，年輕藝術家們參與反核、反都更、反開發等，積極行動。藝術實踐的社會轉向在2008年之後越顯明確。

具有「社會性」的藝術行動計畫一直都是台新藝術獎所重視的，第三屆評審團特別獎給予《美麗新世界：海安路藝術造街》，肯定因錯誤都市計畫所造成的廢墟街區，透過藝術計劃得以活化、恢復生機。第三、四、五屆皆有藝術行動的入圍，例如第五屆台新獎評審肯定《北迴歸線環境藝術行動》，認為此藝術行動是「臺灣初次見公共藝術轉型為更為精準的社區藝術的重要展演」[4]。然而，未獲獎之原因在於「隨著更多歐美與日本在新類型公共藝術被拿出來比較，此展在美學上的位置反而被定住，成為僅僅是眾多國際先例之下的實踐，逐漸取代它作為臺灣在地脈絡上一個特例的特殊性」[5]。這樣相似的遺憾也出現在第六屆入圍的「台西－希望之海參與式蚵貝壁畫」。

直到第八屆視覺藝術獎給予《植物新樂園：從菜園誕生 · 河岸阿美的物質世界》[6]，此種以行動回應現實，以藝術作為社會抗爭新解的在地案例被肯定。這個獎項的頒發標示當年度評審對於藝術行動的肯認。許淑貞得獎感言說到：「藝術創作不應獨立於個人，它其實是總體社會造就了我們可以有這樣子的機會呈現在大家的面前」。同年（2010年），台新論壇以「藝術家：社會的交往者」[7]為討論主題，用陳泰松提出的「藝術家做為伺服機動者」（artist as Servo Motor）出發，重新檢視藝術家的角色，她/他們的創作與社會的關係，回應為何此屆視覺藝術獎項給予「植物新樂園」，並深化藝術與社會之討論。

相似的案例為《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獲得第十一屆視覺藝術獎，肯認針對在地現實議題而發展策略的藝術行動，以及與社會交往之關係的可能效益。這種從藝術出發、開啟行動、造成鬆動或改變現實的計畫，還包括藝術家姚瑞中帶學生一起進行十年的《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計畫》，此計畫分別入圍第十屆與第十四屆台新獎。從時間點來看，具有積極行動意義的藝術計畫在2008年之後獲得藝術界的肯定，台新藝術獎的頒予也是其中一股重要的力量，正面回應「藝術／社會」關係，以獎項高度肯認藝術行動的「社會性」，同時獎金的挹注讓藝術行動可以持續。

介入改寫現實作為藝術實踐的「社會性」

第十二屆改制不分類，當時的藝術總監李玉玲認為此一新制是由前一階段追求美學形式的完整表現與創新性，轉向回應當代藝術創作者不斷企圖定義「藝術還能是什麼？」所做的努力 。因此，可以觀察到與「社會性」相關的入圍與得獎作品數量較前一階段增加，回應社會現實之方式也更加多元。例如，第13屆年度大獎的《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是對於文化生產實踐的重新檢視、辯證，以及文化史的回望。類似性質的展覽有《尋畫：現實主義畫家吳耀忠》（第十一屆入圍）、《未完成，黃華成》（第十九屆入圍）、《秘密南方：典藏作品中的冷戰視角及全球南方》（第十九屆入圍）等，同樣具有透過藝術視角重尋黨國-冷戰-戒嚴時期那一段晦澀隱密不明的歷史。

2014年，三一八太陽花學運期間有大量藝文工作者、藝術學院學生參與，台新藝術獎第一季名單包括提名觀察員張小虹的「太陽花學運」、郭亮廷的「音地大帝『大腸花』、『小腸花』」。此一提名名單在ARTalks上引發密集而熱烈的正反面辯論，論述主要針對如何看待一個展演界線，以及藝術與社會運動之間可能的關係等。然而，台新獎的「提名即肯定」，承認一個社會運動可以是「藝術」，也可能是「年度最佳藝術」，就此一觀點而言，台新獎的「社會性」往前再推進一步，也回應台新之「新」所指涉的是破除框架、探詢藝術的可能性。同時，也展現藝術家吳瑪悧所說：「藝術成為『動詞』，是轉動社會的一種力量」，積極肯認藝術對於現實之作用。

在台新獎的歷屆入圍名單之中，直接對應或作為社會運動一部分的入圍作品數量頗多。例如，差事劇團的《女媧變身》與《南風攝影展：台西村的故事》皆入圍第十四屆台新藝術獎，是反六輕的具體行動，尤其是隔年匯聚不同團體力量的《返鄉的進擊－台西村的故事》更是反抗運動中，在地居民自我發聲的感人時刻。入圍第十六屆的《我身體就是空污監測站》及PM2.5 影像行動系列也是長期反空汙的計畫。同樣是差事劇團製作，第十七屆入圍的《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以戲劇回應客家運動三十年社會文化變遷。獲得第十八屆表演藝術獎的《群眾》則更細膩地著眼於個人於社會運動中的悵然與孤寂，從另一個面向揭露運動中的現實。

第十八屆台新藝術獎表演藝術獎得獎作品——王世偉《群眾》         攝影｜劉振祥

2015年之後的「後學運時代」，整體社會氛圍轉向內省，藝術實踐也以更細緻方式對應社會現實，回應歷史未竟之事、非正義議題、被忽視被排的族群等，在台新藝術獎入圍名單中明確可見「藝術作為翻轉邊緣力量」，可視為某種程度上的轉型正義。這些被提名者其工作方式是正視這塊土地曾經發生之事，試圖彌補歷史空缺，以更細緻的調查研究先導，再發展出適切的展演。

獲得第十六屆年度大獎的《近未來的交陪- 2017蕭壠國際當代藝術節》，得獎理由以「巧妙拆除「美術vs.工藝」的籓籬，為傳統民藝、民俗這塊文化沃土引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討論，更豐富台灣當代藝術創作的可能性」。總策展人龔卓軍領獎時說：「我們就是在尋求在這個不相信的年代裏，我們還可以稍微相信什麼」。同樣地，第十八屆年度大獎《明白歌｜走唱白色記憶：未竟的故人事與未來歌》重返事件現場，讓個體的傷痛在經歷時代噤聲之後，明白召喚出以聲述史的傳承力量，抗拒遺忘與冷漠，舉重若輕地完成艱困的歷史敘事」。提名觀察或評審委員多以「檔案熱」、「台灣熱3.0」稱之。

第十六屆台新藝術獎年度大獎《近未來的交陪--2017蕭壠國際當代藝術節》由龔卓軍及協同策展團隊陳伯義、陳宣誠、陳盈瑛、黃瓊瑩共同策畫　      攝影｜劉森湧

「人間學」式的台新藝術獎

2022年是台新藝術獎二十週年，回望歷史，探究這個獎項特質，我認為關注藝術實踐的「社會性」扮演關鍵性角色。歷經這二十年，台灣社會的轉變也非三言兩語可以交代，「藝術」與「社會」的關係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之下有所差異。在其中，台新藝術獎透過觀察、提名、給獎、論壇、ARTalks平台的藝評書寫等，不僅是鬆動、試探、擴展藝術的邊界，同時標示時代的轉向、認肯典範移轉。最後，想要以藝評人王聖閎於圓桌論壇所說的，他認為台新藝術獎的特質是「人間學」，這邊的「人間」是指八十年代扮演重要角色的《人間》雜誌，以其豐富的社會人文關懷為特質，對於現實世界進行倡議與行動。若以此角度來看，對於「社會性」的關注、強調藝術展演接地氣、促成公共性討論等正是台新藝術獎「人間學」特質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