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碩尹的模擬遊戲（二）：自動機

張碩尹， 《人與機械悖論的殊途同歸》（Machines under the similitude of men），2018

「據說耶穌會士獻給中國皇帝第一只鐘，而他當之為一活物，〔若〕我隨行，雖然無法提出論證說服中國皇帝，這東西沒有生命，但我當認為，如果根據手錶的造型、大小、運轉，以及彈簧輪、鐘擺和其他零件的配置，指出如此構造的機器必然會標示出時間，就是很好的說明了。」[1]

自鳴鐘做為「自動機器」的哲學意涵及它與「東方」的連結，正如上面17世紀的自然哲學家波以耳（Robert Boyle，1627～1691）所指出的那樣。於是，當藝術家張碩尹從遙遠的東方來到曾是17世紀科學辯論的中心——倫敦，並且思考如何反饋歐洲中心的當代文明社會時，這些又名「哲學玩具」的自鳴鐘就成了最佳的隱喻。此外，他在工作室裡製造這些機械裝置的過程，也彷彿是一趟關於科學知識生產的模擬之旅。

張碩尹，Jean-Baptise-Andre’ Furet’s African Prince Mantel Clock 1784，2018

在視覺造型上，除了〈Jean-Baptise-Andre’ Furet’s African Prince Mantel Clock 1784〉是以非洲色彩幾何風格的燈泡木架做為裝飾之外，另一件機械裝置〈Pierre Jaquet-Droz Singing Bird Cage 1780〉（2017），則是一隻以壓克力透明櫃展示的烏鴉標本，並站立在同視覺風格的木製基座上。「Pierre Jaquet Droz」之名是向另一款擅長鳥類自鳴鐘的品牌致敬，這隻機器烏鴉煞有其事地振翅複誦一篇「暗網」（Dark Web）的最大網站「絲路」（Silk Road）批判政府管控的激進創辦宣言[2]。透過帶有蘇格蘭口音的極右派自由主義話語，這個（仿）自鳴鐘在道出某種聽起來高度理想性的匿名經濟體主張之時，卻體現為無法振翅高飛的籠中鳥造型。在這裡自我治理的荒謬困局[3]，也反襯出高度自主性的當代藝術市場裡，密集資本調控的現實條件制約——正如藝術家在訪談一開始提到自己必須不斷投件、退件再重複，卻始終感到徒勞的藝術—資本體系迴路。

以「仿人類造型」為設計原則的自鳴鐘，表達了追求機械理性的社會理想。然而，若論及擬真的最高表現，則非坎佩倫所設計的土耳其行棋魁儡（The Turk）莫屬。這個機器人偶可以與人類對弈取勝，而且這類機器人偶的動作質感逼真到足以令觀眾產生似人非人的感受；在此，我們不妨回顧一下這則歷史騙局。土耳其行棋傀儡是18世紀晚近最著名的自動機器（或「機器人」原型），它的造型是一名身著土耳其長袍、頭戴傳統頭巾的東方巫師，下棋的右手放在一個三英尺長、兩英尺寬、兩英尺高的櫃子上。這個行棋魁儡是馮．坎佩倫在1770年為取悅一名女貴族而建造、展示的機器；然而，它其實是由躲在櫃子裡的侏儒代為操作，這個命密直到1857年才在《西洋棋月刊》（The Chess Monthly）中才被正式揭露；而且儘管無法真實與人對弈，它仍可進行封閉式的巡迴路線。

倘若與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等人指出的，「隱藏的操作者」在土耳其行棋魁儡所代表的操作介面放在一起思考，「藏在櫃裡的侏儒（真人）」仍然是與齒輪、發條等設計一樣是建立於「理性」之上的操作介面。那麼，被拆穿無法對弈的土耳其行棋傀儡，只是戳破觀者對看似人類的表象（similitude）之下機器可能取而代之的恐懼。實際上，張碩尹所展出的「自鳴鐘」並非使用前工業時期的發條、齒輪⋯⋯等類比式設計，反而都是數位控制、3D列印的電路板。他只是假借這個自鳴鐘的隱喻，並在仿生外表的數位式機械雕塑上，重新嫁接上自己關於當代文化環境的諧仿或模擬。

張碩尹，Pierre Jaquet-Droz Singing Bird Cage 1780，2017

如何模擬機器？

或許我們要關心的是在東西文明的對峙，或機器人非人的悖論之外，能否看見「機器」作為一種（自然／社會）科學知識生產的模型，而不至於太快將自身排除在機器的指涉之外—換言之，旁觀者的我們應該如何解釋此處「仿自鳴鐘」的能動性？關於這一點，艾倫．圖靈（Alan Turing）在1950年的論文〈計算機與智能〉中提出哲學家不要再試圖回答「機器是否會思考？」這種語義上的疑問，而是應該要以「模仿遊戲」來回答這個疑問。[4]於此，張碩尹對機器的模擬卻反其道而行，藉著內建聲音檔的電路板做為矽膠皮套、烏鴉標本下的自鳴鐘內核設計，幾乎說是切斷了觀眾對於仿生技藝的期待，後者在落空之餘，更轉向政治、社會哲學與藝術世界之間的語義連結層次回探。

創建機械唯物主義體系的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其政治本體論的著述《利維坦》（1651）指出國家作為機器的構成，「機器的宇宙秩序」則是理想社會的模型，人類能夠透過理性克服缺陷而達完美。霍布斯對於政治哲學的理性興趣與物理運動的原理相連結，而他更排斥感官經驗的客觀性及其作為事實觀察的效力，認為「推理」信念必須優先於「實驗」觀察。但是他所反對的波以耳卻以實驗「事實」（matter of fact；此處的事實參考《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霍布斯、波以耳與實驗生活》的說法）為基礎，認為通過一定程序公認的「事實」才有「所見即是」的證據力。如此一來，機器等於是提醒我們觀者在知識生產技術的效力與其主觀認定之間的矛盾。當藝術家引進自鳴鐘的（物質）技術，用以模擬不被人為干擾的客觀生產——於特定的空間、或展覽作為「看見」真實的（社會）技術時，最終的宣言卻仍取決於人工錄製的（書面）技術。這時，我們是否可以把展覽視為一套模擬「機器生產真實知識」的模型，藉此對兩篇宣言提出異議或無效（而指向模擬迴路以外）的宣告？[5]

張碩尹，The Turk，2018

對於17世紀的哲學家來說，（曾經）解決了知識的問題，也就解決了社會秩序的問題。那麼，如果我們懸置知識生產的套路，是否能迫使機器打開社會秩序的「可見」對話空間？而此處的「機器」所指為何？它仍是指向那個當初歐洲投射「東方」以嚮往／恐懼的自鳴鐘——或者，更指向我們共同身處的環境即不停自動運轉的藝術—資本體系？無論如何，透過張碩尹所打造的仿自動機，觀眾也在不斷循環的技術系統之中，看見一種可與之共舞的新形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