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陳擎耀《國際收音機體操》回顧臺灣之近代體操演變

1935年10月1日至11月30日，日本殖民政府舉辦了臺灣史上最為盛大的博覽會，51天的展期吸引了三百多萬人次參觀潮⋯其中「電氣館」裡設計了一個「電氣家庭的一日生活」展示單元，以一天當中六個時段為場景，鋪陳電氣用品的作用。在這個美麗新生活裡，收音機成為開啟一天生活的鎖鑰，一家大小在庭院中收聽「收音機體操」（ラジオ体操）一邊等待電鍋炊好早飯；下午兩點時，家庭主婦吹著電扇，用電熱壼煮咖啡招待來訪親友，一邊聊天，一邊聽著收音機的午後節目。

—呂紹理，〈收音機與大眾媒體〉，《臺灣學通訊》第86期

1.背景

圖：陳擎耀，〈仿林玉山—獻馬圖〉

双方藝廊日前展出藝術家陳擎耀個展《AK Girls and Panzer》，展出他全新的大型繪畫《AK47》美少女軍團系列、融合個人肖像與政治肖像畫的《親愛的領導》系列及《國家地理頻道》攝影系列。除了風格爽朗的格子裙美少女與擠眉弄眼的政治人物以外，他這次也以諧擬前輩藝術家林玉山和日本畫家原田直次郎（Naojiro Harada）畫作的影像作品，展現其銜接跨越當代的亞洲文化、政治等集體記憶的企圖心。其中〈仿林玉山—獻馬圖〉一作是向本土前輩林玉山創作於二戰末期的〈獻馬圖〉（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品資料）致敬，原畫忠實地紀錄日本政府調集戰爭物資的實況，及兩匹馬背上的日本國旗。但在二二八事件後，畫家為避免波及而將原作的日本國旗改為青天白日滿地紅。直到畫家1999年修復遭蟲蝕毀的原作右邊時，選擇將一面旗修復為原本的日本國旗，因而留下難得的歷史紀錄。[1]

事實上，過去關於陳擎耀的評論常集中在次文化、同人或扮裝（cosplay）等風格，或藉著擬仿（parody）解構政治權威及特定再現媒介等主題上，相形之下，其創作系譜中關於日本於亞洲近代史上的角色定位、或其與戰爭連結之複雜性，過去並未有太多人著墨。不過藉著此次展出新作的機會，双方藝廊和台北數位藝術中心也再次同步展出他從2011年起創作名為《國際收音機體操》（International Radio Exercise）的三頻道錄像。於是，透過〈仿林玉山—獻馬圖〉的時代性提示，《國際收音機體操》由他親自與各國演員一同詮釋的「收音機體操」，也似乎展現了與過去不同的創作脈絡與考察進路 。

 圖：陳擎耀，〈國際收音機體操臺灣篇—國民健康操〉

2. 收音機體操：命名與流變

日文音譯「ラジオ体操」的「收音機體操」，中文又可譯為「廣播體操」。這項運動在中國、臺灣與日本、韓國都有不少人們從事，而該體操流傳的範圍、結合廣播口令的操作形式，以及在軍隊或學校機關的應用領域，在在反映殖民現代性於臺灣甚至其他東亞地區的歷史進程。我們從資料得知日本的收音機體操是根據1928年作為裕仁天皇登基的「獻禮」而從美國引入日本，也是東京中央放送局從天皇即位時開播的節目。結合廣播媒介的體操後來隨著1930、40年代的戰爭擴張而傳播至殖民地臺灣、滿州、馬來群島等地。但在1945年日本戰敗後，收音機體操也因為其「軍國主義」的色彩而被迫停止放送。[2]

收音機體操的「收音機」表示依照廣播口令的節奏而集體進行。這種體操一般包含八至十小節的動作，每小節的動作有二到四個八拍；每八拍為一組基本動作，而每八拍的前四拍和後四拍動作通常左右對稱這裡，聲音媒介的規律性提供了機械式生理時間的運動依據。其英文「Radio calisthenics」的源頭仍是強調體能競技的「gymnastics」[3]，為區隔兩者不妨將前者譯為柔軟體操。大英百科全書記載柔軟體操可作為激烈運動之前的暖身、或單獨體能鍛鍊之用，最早是由於19世紀初日耳曼人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與施皮斯（Adolf Spiess）推廣「體操（gymnastics）」的努力而普及化。1857年美國體操先驅皮契爾女士（Catherine Beecher）寫了一本《（給學校與家庭的）生理學與柔軟體操（Physiology and Calisthenics: for Schools and Families）》，而體操有益身心的觀念也在20世紀初被認可，並在各級學校中推廣。[4]

然而，在日本殖民的臺灣，廣義的「體操」或有集體性暗示的「收音機體操」，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3. 收音機／體操在殖民地

不同於日、韓版的〈國際收音機體操〉，陳擎耀2011年於日本駐村時拍攝的〈國際收音機體操臺灣篇—國民健康操〉其實就是別稱「國民健康操」的國民體操，級「六年級」（藝術家1976年生）世代對小學晨間體操的集體記憶—我還記得每次校園裡的體操時段開始前，總會聽見擴音機傳來一陣低沈的男聲，喊著：「國民健康操，預備⋯」這個威嚴的低沈口吻也出現在〈國際收音機體操臺灣篇—國民健康操〉的背景音樂開場。影片中找來四名在臺灣的甘比亞留學生，和他一起穿著橘色及膝短褲的小學生制服，在中正紀念堂的自由廣場上演練體操。但可能因為時間久遠導致記憶失真或體態走樣，倉促上陣，原本應整齊劃一的隊形看起來荒腔走板。不過即使五人動作一致，混雜不同人種的生理外表差異，整體也有種說不出的突兀感。

回到日本在臺殖民時代，廣播作為現代國家的傳播媒介，殖民地臺灣更早於日本國內，早在1925年6月17日便藉著「始政30年臺灣博覽會」之名於遞送局博覽會場連續十天對臺人播音。據學者許佩賢研究，臺灣每日播放的收音機體操要到1930年4月1日起（亦即晚於東京中央放送台初次播放體操的1928年），臺北放送局（代號JFAK）在日中午及下午各播放十分鐘體操。隔年臺北放送局落成並完備廣播體制，固定於早、午播放收音機體操。隨後各級機關、學校、工廠、青年團等組織陸續以「收音機體操」的名義組織活動響應，後來還仿效日本發起全國性的「收音機體操大會」。這種集團體操每逢暑假，連續十天早晨在各地辦理，參與人數更從1933年的三萬人次迅速倍增至1941年的493萬人次。[5]

（影片：陳擎耀；左〈國際收音機體操日本篇〉／右〈國際收音機體操臺灣篇—國民健康操〉短版）

有趣的是在日本及殖民地，收音機作為國策宣傳工具，極早便呈現不同於西方的發展。歐美國家的收音機體操以個人或家庭為訴求，但日本政府除了大力鼓吹收音機是現代家庭標準配備，（對無法擁有收音機的群眾）也在公園設置放送站，由下而上體現一體化的配置。在臺灣與朝鮮宣傳「大東亞共榮圈」的動力，更衍生比殖民母國更進一步的「皇民體操」（みたみ體操）、「皇國臣民體操」[6]，赤裸裸地體現了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總體動員。

圖：陳擎耀；左：〈國際收音機體操南韓篇〉

4. 體操與性別／體質改良

夫島人之童蒙，其體格與母國人恆異，況女子殊有纏足之習，為島人體育教授書者，刻不容緩，故願各種教科書等編修後，速著述關於體育之冊，庶幾可以拯臺人之孱弱而為康強矣。

—〈和風荔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1908年）6月7日二[7]

在了解收音機體操在殖民地扮演的戰爭動員和國民教育功能後，我們便能深入《國際收音機體操》的創作脈絡，進而連結臺灣、日本、南韓等地發展體操的歷史背景。不過這裡的重點仍是臺版的收音機體操，作為舞台的自由廣場在此具有強烈的威權政體暗示—也延續陳擎耀對解構權威的持續興趣。相形之下，日、韓版本的背景分別是商店街與海灘，三支錄像無法各自看待討論。儘管都是以藝術家為首的五人隊形詮釋不同體操版本，但動作的節奏、質地均大同小異，也都有藝術家一貫的嬉笑風格。

體操運動作為國民身體的「規訓」功能，出於殖民地現代化的生理標準。（在殖民者眼裡）未經文明啟蒙的被殖民者得經由標準化的時間技術（時鐘或廣播）矯正舊習，並以體操教材為提升體能的手段。透過此種規訓，非傳統勞動力如婦、孺得以整合並提升之於整體的體質水準。又如在gymnastics發展之初，瑞士醫療體操先驅亨利克．林（Per Henrik Ling）將體操應用於女性教育；即使在臺灣這種男尊女卑的漢人社會裡，工廠女工或學校女童也不能排除在此身體工程外。透過此種一視同仁、結合標準時間的機械式集體規訓，被殖民的身體得以不分性別、語言或階級地反映出從「衛生」轉變為「保健」的現代化治理。[8]本文開頭呂理紹舉例1935年始政40年臺灣博覽會的「電氣館」，清楚地標示現代化的個人時間、家庭生活，甚至社會組織，透過象徵進步的收音機整合為一。其中科技被賦予不斷進步的烏托邦想像；進步和戰爭，也體現出「殖民現代性」的一體兩面 。

（影片：新式國民健康操俗稱「Lucy版健康操」，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元旦總統府升旗典禮）

經過幾番改良，2004年政府訂定如今俗稱的「Lucy版健康操」融合普通話、閩南語和英文人名，透過電視或網路媒介而不受時空限制播送。儘管已無「強種富國」的教育意涵，然而記憶中的「國民健康操」源頭仍是日本引進的收音機體操。事實上，早在20世紀初川瀨元九郎、井口了夕便將瑞典式體操的理論、實踐及相關譯書引進日本，這也提供臺灣1916年編成「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報告書」的參考背景：為免於體質人類學家主張熱帶風土造成的「體質退化」威脅，殖民當局調查台、日學生之生理差異並設計本地體操，作為科學矯治手段的教材議定、實踐並回應「島人之童蒙，其體格與母國人恆異」之觀點，同時透過教育保障女性的體能參與。[9]

圖：1943年日軍佔領馬來半島南端的女子學校的體操情景（圖片取自網路）

5. 小結

關於科學體操的身體規訓無疑是足以另闢章節的龐大主題；此次書寫以六年級的成長背景為原點，試圖在影像召喚的集體記憶與政權交替的縫隙間拼湊出廣播體操的規訓過往。而在殖民文獻裡體質人類學所主張立於「被殖民者」與「殖民者」的體質差異根據，固然以體操績效印證了殖民者的科學信念／偏見。但到了現在，新健康操反映何種身體的觀點，又如何呈現國族的新意象？

即使在聽見作品播放「國民健康操」的今天，觀眾的身體仍不自覺有隨之起舞的衝動，印證了在地的身體建制記憶如此之深。然而，徘徊在集體記憶裡的是軍國主義的幽靈，還是披著相同「進步」外衣借屍還魂的體制？難道我們之所以寧願相信陳擎耀作品正似外表般玩世不恭，是因為撇開這一層偽裝，我們將發現我們（從終戰至今）並未走多遠？或許，這些問題仍得回到「中正紀念堂」這個地名上去思考了。

[1] 參見陳飛豪，〈笑著笑著就哭了：陳擎耀扮裝劇場中虛幻的政治信仰〉，ARCTOUCH.com。https://artouch.com/exhibition/content-10969.html?fbclid=IwAR1qJRem-yo8C61kRe5w569J0fYjRzGtNqpGjUs_vJ-zI7MIoWu7CsEsdIM

[2] 1925年，訪美的日本郵政保險部門員工將當時由大都會人壽保險（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贊助的一套在美國各大城市廣播電台播送的15分鐘廣播操帶回日本，作為1928年天皇登基獻禮。日本官方隨後便參考創作日本的第一套廣播操。1930、40年代為提高國內外日本軍士兵的健康，這套體操遂由官方廣泛推廣，後傳至當時日本殖民的臺灣、滿洲、印度尼西亞等地。見維基百科條目：https://en.wikipedia.org/wiki/Radio_calisthenics

[3] gymnastics源於希臘文的裸體技藝（Gymnastike），在19世紀初的德國與捷克斯洛伐克逐漸發展出現代體操形式，同時出現「競技體操」（artistic gymnastics）一詞。普魯士教育家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創建包含後來成為奧運會競技體操項目的「單槓」與「雙槓」單項，也被尊為體操之父。因此我們可以在這裡區分「calisthenics」為非競技的、健身性質的柔軟體操。

[4] 見：https://www.britannica.com/sports/calisthenics

[5] 見許佩賢，〈日治時期臺灣的收音機體操〉，《臺灣學通訊》第86期。

[6]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一九三○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衛城出版。

[7]  這句話轉引述自謝仕淵，〈1916年「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報告書」編纂之研究〉。

[8] 明治以後開始流行「衛生」一詞，而大概到明治後期之後，才開始流行健康法。收音機體操正是出現在保健衛生的觀念普及後，大家都想追求健康的時期。⋯收音機體操，是文明、進步、科學、合理的健康法，把健康當作是純粹身體的問題，透過鍛鍊身體達成健康。出處同註[6]。

[9] 見謝仕淵，〈1916年「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報告書」編纂之研究〉裡，提到1916年報告書及體操議定當時日本國內流行的瑞典式體操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