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台新藝術獎」觀察報告—我們生產的是什麼？還可以怎麼生產？需要製造（藝術）嗎？

本文的標題，摘自侯怡亭的《冷鍊》論述。歷經一年來多場會議以及展演現場的觀察，整體上來說，台灣創作者的質地頗為整齊，雖然這是好是壞，還很難定論。議題上而言，不脫對社會現況、權力位階、性別、族群、歷史、記憶等範圍的探討，例如再一次拒絕長大劇團的《明白歌》，對於白恐歷史的靈活呈現。或者吳權倫的《馴國》，以眾多而執著的搜集與裝置，呈現出對於權力的批判，侯怡亭的《冷鍊》，相當精彩地從監獄、戰爭與自由市場的場域，探討藝術生產在全球加工鍊下的困境與可能。而余彥芳的《關於消失的幾個提議Ⅲ》，則以已逝的父親為題，顯現出創作者調度現實空間與記憶的才華。此外，也有純度頗高、具有後設性的美學與影像思辯，例如林冠名的《再見 return》。粗略地綜觀本屆受到提名的九十幾場的展演，普遍來說，可以感受到西方古典的讀本（範式）慢慢被放在一旁，時代的氛圍持續地朝向在地元素的探索，例如圓劇團的《悲傷ㄟ曼波》，關於民間喪禮的「弄鐃」技藝演出與轉化，便令人印象深刻。從檔案中的再創造，探討國族記憶的虛構性，也是目前所見當代創作的顯學，如區秀詒的《STILL Alive》等作。

記得今年二月份，漫長的入圍討論會議即將結束前，與同樣是年度提名人的資深劇場評論者于善祿提到，今日的藝術生產比起對於視覺藝術或者表演藝術皆頗具座標意義的台灣八〇年代而言，成長了恐怕不只十倍以上。這當然不是今年才有的現象，如果借用侯怡亭在《冷鍊》所提問的：「我們生產的是什麼？還可以怎麼生產？需要製造（藝術）嗎？人類因何目的而生產？」，映照當下藝術作為「非物質勞動」（immaterial labor）的最佳典範，在一片看似榮景之下的當代創作者，究竟從創作中獲取了什麼？又從創作中給出了什麼？三十多年來台灣藝術資源明顯豐富了許多，究竟讓原本極具身體性、狂野不羈的藝術產生了什麼樣的轉變？我們的藝術變得馴化了嗎？還是因為我們正在產生新的藝術知識型，因為當代創作愈來愈緊密地連結到檔案、歷史、政治等議題所導致？這些問題，當然超出了此次「年度觀察報告」的範圍，而是多年來個人所見的藝術現象，藉此一提。

最後，個人相當欣賞，也感到遺珠之憾的創作，有林靖雁獨奏會《一本詩集，忘記名字了》，以及拾念劇集的《大神魃．世界之夢》，前者有目前少見的真實生命與創作之間的張力，後者詞藻精美而動人，旱魃的流亡，崑崙的遙遠，令人思考的不僅是過去的神話，而是更多是關於今日的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