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與當代的檔案化橋接《消失的六期生》

在網路上搜尋「國光」二字，馬上會被導向「石化」和「客運」等資料；直接搜尋「國光藝校」，與校史相關的結果也很快就耗盡，馬上輪到本次演出的官方介紹。如果我們做一輪上述動作，就知道《消失的六期生》已經贏在起跑點：憑著獨特的選題，它為我們揭開了一段被社會遺忘但意義重大的標誌性事件。

一進場，大家就見到舞台兩側跟軍旅生涯連結的上下臥舖，以及包括但不限於京劇傳統的一桌二椅和打擊樂檯。集體生活和演員舞台的表裏搭配，傳統樂器和直立鋼琴及康加鼓的中西並置，開演前就宣示製作團隊處理這項議題的決心。不只如此，連同觀眾席在內的整體空間都很赤裸──我們除了帶著坐墊入場，還能看到戲曲中心多功能廳牆上的吸音海綿──第一時間就把我們拋進劇校學生們日常的排練場。

《消失的六期生》演出劇照          攝影｜徐欽敏         圖片提供｜栢優座

現在的觀眾和表演者很難想像「伶人即軍人」的狀況，原來這確實是過去幾代從業人員的生命經歷。官兵互動夾雜著唱念做打，戲曲身段鑲嵌在部隊階級，錯亂之間竟顯合理：就像標題之一「霸王別姬與報告班長」所說的，身體的規訓和隨之而來的指令與服從，勾勒出伶人和軍人的共通處。

規訓的特色之一是去除內容的意義，將行為者的全副心力導往形式，不論他們是否願意或注意。照理說，摺棉被本身不是沒有實質意義的（保持整潔和節省空間），但當行為者被要求針對「方正的程度」和「完成的時間」來摺時，重點就變了；更甚者，當棉被已然方正、摺完的時間也夠短，卻還被長官刻意扯亂甩開時，我們就知道這一切的實質意義是鍛造服從的性格，摺棉被僅僅是一個象徵。

如果戲曲學習也跟兵士們摺棉被一樣，最終目的是讓演員聽命行事呢？乍看之下，頗不可思議，畢竟關於戲曲，可是有無數掌故、關隘、興味和傳奇，實質意義何其豐富，怎能說掏空就掏空？然而，從冷戰下的國家視角來看，這既合理又能做到。此外，戲曲較當兵更易掩蓋統治的意圖，一個很快就覺得摺棉被無聊的劇校生完全可能告訴自己，不畏刁難、反覆練唱才能成角。現在，把這種情況再結合制度設定的行為者年齡，規訓的力量又更迅猛了。劇中段落把「十八歲服兵役」和「十歲入劇校」相比，指出前者的當事人較後者痛苦，因為十歲的孩子還是相對無知的，容易被灌輸各種概念；換句話說，年幼的學生們更難設想藏在戲曲學問背後的黨國戰略。當這些人一路成長，過往的制度卻突然被廢除了呢？

《消失的六期生》演出劇照          攝影｜徐欽敏         圖片提供｜栢優座

這也是「國光事件」的機制：當現有的人才徵補制度因本土化浪潮、關注人權的呼聲高漲而行將就木時，不體罰末代新生就不只違背傳統、可能受到老鳥指責，自己更享受不到「媳婦熬成婆」的權力，沒有發洩怨氣的出口。《消失的六期生》的鋪排方式不是深描事件本身，而是將其壓在全劇尾段，讓觀眾體會一連串劇／軍校生的日常後，理解並見證這樣的體制終於迎來爆裂的一天，為我們帶來更脈絡化的理解。

除了上述文本的寓意外，整部作品最有趣的地方，或許是它藉由新聞投影畫面（包括新聞台和報紙）的堆疊與發展深入了京劇這項技藝的內在；一方面有著相當寫實的背景支撐，另一方面藉此讓演員們在場上施展真功夫，這點相信大家有目共睹。部分觀眾在深受感動之餘，也以叫「好」的慣例即時回饋演員扎實的表現，讓人快慰！這聽起來可能不怎麼特別，但若把《消失的六期生》放入近年意圖相近的作品叢集來看，我們會發現，它橋接傳統和當代的方式，並不是藉由寫意、魔幻、獨特的腳本建構等重度倚靠劇場內在美學的手法，反而靠向了「檔案化」的表現，即根據主題進行分類再逐條陳示其內容（從「打同堂」到「分行當」），以便完成歷史紀錄。這似乎是罕見的。

就私心和直覺來說，我很樂於接受這樣的作品，它帶我認識了一個截然陌生的領域，而且完全說服了我這起事件的重要性和時代意義，同時也再次回應了藝術和政治兩者關係的老問題。但我說的是「認識」（智性上的），而非「感受」（官能上的）。再白話一點，《消失的六期生》有點「太好懂了」（無貶意），它似乎害怕觀眾跟京劇的距離感而必須以最簡白的手法、最工整的流程來呈現。可是，若這樣的故事如其作品介紹所說的，根源於「自傳」和「回憶」，那麼其中的混亂、朦朧和不確定又在哪裡？世紀末的全球和台灣新聞，真能鋪排出自我的過往嗎？或許這是值得繼續討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