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體的漂流或定向 《薛西弗斯 Ver. 20.18》

國美館「「薛西弗斯 VER. 20 」展場

整體策展以這位希臘神話中的角色定調，提出所謂「不穩定的工作者」，若聚焦在藝術家的文化生產相對於資本社會定價與可預期的生產模式，藝術勞動看似不知所以甚且徒勞（而具有美感），而藝術在當代社會的「無用」中是否存有意義價值？或說，這些行為在「無用」之中形成了什麼？或說，我們還需要不易理解，非貨幣能等同測量的藝術生產等諸般堅持嗎？

因為無用，於是體現多餘變得抒情，這個表面上看來軟弱、蒼白無傷的字詞，內裡可能蘊含著的反抗動力、破壞力與無可名狀 ; 文學家卡繆在小說中所提出應將薛西弗斯這徒勞重複的勞動「幸福」，而本展之中，藝術家勞爾·巴塔沙則長期進行著〈薛西弗斯〉的表演計畫，在展出作品命題如〈無用勞動和意識的悲劇〉之中，即提示了「冗餘（redundancy）」，而展示排列的「雕塑」像是行動後的殘餘碎片，散落了無用的形狀，一種剩餘的疲態集合，任務本身即是價值，無需成果式的完整。

接著，本展藝術家們各自從關注的國度地景、群體與事件著手，將自身生活與思考為材料，將自己的所在定位連結社會，並繼續向外發散，探索自己的文化在當代國界模糊，或跨國文化之間交流的語境形成動態間，「我」如何自「他者」眼光回望自身？「我」之為國度內的「他者」，如何敘述這樣的存在，或者，如何以「他者」的眼光觀看非「我」所屬之地？林紹傑作品〈日不落大道〉中，將google map 的六十二個街景，在歐盟公民投票海報背後接連播放著遍佈全球的帝國/佔領想像，前後靜態與動態畫面幾可重疊，將一面旗幟的歷史與地理濃縮，使我聯想當代的網際網路帝國不再是地理實際佔領，在此，文化快速流傳遍佈即是新興帝國，雖藝術家屬「他者」，然在此似乎有如空白街景只存地名，全球化的文化統一使得主體面目也模糊。

陳庭榕的行動藝術作品〈群虎〉，自2014年開始，展開推著裝置如台灣傳統菜櫥的腳踏車在德國走動，販賣「異國情調」，其裝置與叫賣一如台灣早期的街上小販，藝術家以行動重現自身的台灣記憶，於異地間自身文化的存在更加清晰，「異國情調」重現「他者」的目光，進而在交談與分享台灣早期設計舊包裝製成的音樂盒中，融合山寨再製，復古情調與網路音源，藉由聲音與行動的分享，主體與他者的記憶開始交融，友善的呈現跨文化間的共感基底，但弔詭的是，記憶的描述一如這拼貼的音源，在描述與消耗中真假逐漸難辨。

身分流動的觀看之間，主體「我」的漂流終將產生定向的可能，以無用—無資本可計算之實際產出為名，在國界間、在故鄉間與記憶間漂流移動，如林怡君的作品〈未曾來得及記憶的地方〉中以文本與影像散落一般，呈現身體經驗的推演，得以開放空間讓觀眾想像加工，而將記憶中的時間提出為材料的作品—林羿綺〈VHS家變詩篇〉，以手工介入影像的行動，特意製造雜訊，在那之間蘊藏了回憶與情感，手的接觸改變了影像，介入了逝去的記憶，似又緬懷錄影帶科技的死亡，從回憶指向文化保存的複製過程轉變，那播放的畫質，紅色跑車型倒帶機，美術館員定時前來倒帶.....事實上，不斷更新的科技則是記憶無法留住的恐懼，一再轉檔或複製、上傳、剪貼的影像，不再銘刻在影帶或相紙，保存之為證明記憶裡的存在，不也是徒勞？

當影像的組成成份不可捉摸，探向虛無，沙恩·麥卡錫的作品〈鳥類觀察家的傅立葉分析〉透過以「傅立葉分析」此數學級數作為基礎，將通訊信號隱形波顯露，而隱形波看似得以掌握，看不見的世界仍只能以想像再現，再次定義感官建構的主體意識，或許懸浮的問號不會永遠懸浮？

進而，阿麗亞·帕坦的錄像作品〈天高皇帝遠〉中，以嘻哈的曲風唱出電子產業「計劃性拋棄」的現狀，影片中四個不同膚色的人同以英文直譯，正經八百似的唱「天高皇帝遠」這句東方俗諺，語意轉換間透出陳腔濫調的荒謬諷刺，意義解消，在全球化數位產品流傳之外，中國的非法電子垃圾運作的勞動，產生的地下經濟流動則是被蒙蔽/抹去的主體，而在嘻哈玩世不恭的唱腔中重返人間，突破那「高」與「遠」。

因此，當「我」與「他者」來回震盪出普世的文化可能性，雜訊或內在抒情式的記憶影像，無定向的引起的意識深層的呼應與同感時，國界或其代表的群體，在藝術家的身體實踐與相互來回的觀看之間消失，有如哲學家卡內蒂（Elias Canetti）對於雨的群眾象徵：「雨是處在解放時刻的群眾，也標誌著群眾的瓦解。播雨的雲在雨中消解了自己，雨滴落下，因為他們不再聚在一起，他們以後是否還會再聚在一起，怎樣聚在一起，這些並不清楚。」（註）這是個在模糊之間定向的過程，自主體記憶深處的「無用」剩餘，與異地漂流的行動，一同釋放意義與歷史意識集體的再現。

註：引文出自卡內蒂（Elias Canetti）著作《群眾與權力》頁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