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語付身：2014台灣現代舞作品中的敘事類型Ｉ

異語付身：2014台灣現代舞作品中的敘事類型Ｉ

趙綺芳

付身，是我對embodiment的另一種翻譯。因為肉身作為人類于世界的存在基礎，付身是所有經驗和行動的必經過程。付身的過程無時無刻不在發生，它如此原初、本能，乃至于我們多半時間並不會注意到它的狀態，直到它喚醒我們的注視。舞蹈則是諸多特殊性附身經驗中的一種。在舞蹈發生的須臾間，舞者的身體穿梭在空間中而召喚出的感性，引發觀眾如我的注意、驚奇、想像甚至評論，成為有別於其他藝術活動之獨特體驗。對我而言，舞蹈是一種訴諸感官、壓勝智性(intellectuality) 的表演藝術，不論是甚麼樣的主題和風格、空間和舞台技術條件，都不能取代舞者(們)的身體所引發的原初感官召喚與連帶的情思活動。正是在這種連帶的情思活動中，舞蹈的意像被想像、而其意義被建構。

但是意義並非舞蹈之先天（intrinsic）要素。然而在我們的時代，仍然有許多人不假思索地接受“舞蹈是一種身體語言”，而舞蹈編創者似乎仍然未放棄“用舞蹈說故事”的編舞策略，不時運用（或挪用？）他人的言說誘發靈感。究竟從這些揉捻敘事的舞蹈作品中，觀眾可以期待什麼樣的驚奇，最終可以催促我們正視付身的感知？從春天到秋天，在現代與後現代精神互滲（或說互相糾纏？）的台灣舞蹈圈，有三支作品大概可被廣泛地歸類在我所謂出於敘事的舞蹈表演：鄭宗龍的〈杜連魁〉、吳建緯的〈我們選擇的告別〉和賴翠霜的《S.T.O.R.Y.》，我想，或許可以透過這三個作品來回答舞蹈感知和意義之間關聯的問題。

圖檔提供 | 雲門舞集

鄭宗龍的〈杜連魁〉

為什麼選杜連魁當主題？鄭宗龍自述他第一次聆聽王爾德名著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的英文有聲書版時，就被敘事者讀出的句詞聲音所吸引，甚至在清晰理解故事情節之前，他的腦海中已經被那聲音誘發出圖像。究竟什麼樣的音聲感知誘發了什麼樣的意像，或許已不可考，然而選擇以〈杜連魁〉—台灣建築師王大閎對王爾德名著的重寫—為題，自然說明了他對故事情節和人物有一定的理解。作為一個編舞者，他的作品則是再一層的轉譯，而且刻意地要把情境人物台灣民間化，這點很明顯地從以北管音樂開場的選擇可以感受得到：喧鬧的北管，加上人物造型的俗麗與舞者動作的佝奇，透過略帶偶戲和剪影式的摹繪效果，進行了人物介紹。將英文文本、異國音樂、和台灣情境交雜，是舞作第一層的異語。

然而這種帶有地方性的戲劇性出場效果，隨後即慢慢被轉化，由先後現身與組合的人物所構築之動態身體群相引導，進入更為普遍而抽象的感知與情動，是有關慾求與耽溺、善惡衝突、以及抵抗歲月的代價：透過Dorian Gray張揚的男性形象、Sibyl的柔情似水與周旋，以及Lord Henry的機巧性格等等逐一鋪陳。在幾近默劇式的劇情進展中，鄭宗龍恣意地使用了極為不同的音樂（從北管到貝多芬），然而每到關鍵時刻，音樂褪去了，取而代之有聲書的英文朗讀聲清朗地跳出來，註記了杜連魁的自我耽溺、和逐步走向自我毀滅的軌跡。

只不過鄭宗龍的〈杜連魁〉畢竟是個舞蹈作品，舞動的身體才是基本素材。他的動作風格瑰麗而綿密，每每在看似世故的編排上，出現一個超乎預期的尾奏。而雲門舞集二團舞者們的高水準身體質素，則讓敘事行雲流水地隨著他們的身體動態推進，特別是詮釋薛碧芳（Sibyl）的蘇怡潔，她延展性強的肢體特質與細緻精準的控制力，所刻畫出的美，則已經超越僅止於闡述原著角色。至於不明其意的黑衣人，起初令人十分難解，但是他長時間承受油墨般汁液灌頂而下，特殊的視覺形象與聲音營造出揮之不去的感知：醜惡是有重量的，它使你寸步難行。

整體而言，鄭宗龍的〈杜連魁〉即便風格獨特，仍然顯示了他在駕馭舞作的結構和肢體的細部處理上有其獨到之處，在中生代的編舞者當中幾乎可說無出其右者。而就作品的意義而言，〈杜連魁〉一舞不應被看成經典文本的複寫，而是將敘事付身的異語，有它自己獨立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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