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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約之空茫危境─觀《聊齋》之後

紀慧玲

演出:兆欣首次導/演作品

時間:2013/12/22  19:30

地點:松山文創園區多功能展演廳

 

文  紀慧玲

戲曲美學一向被認為有其虛擬、表意的抽象特質,亦即,空台、一桌二椅、簡單道具即可幻變出多重空間、形體。戲曲評論家魏子雲在其著述〈國劇的舞台〉曾提醒,中國戲曲運用最簡單的空台、一桌二椅創造出來的空間,仍有其實象、假象、意象之分,實象指舞台呈現仍有其具體可指,如人物裝扮代表的身分,假象指可替代的道具,如鞭作為馬、棹作為舟、桌椅作為城垛,意象指歌舞身段作為抒情寫意的鋪陳渲染。一言以蔽之,戲曲的虛擬美學不盡歸諸於空或簡,而是空與簡既需能道盡寫實又可渲染出寫意,這看似簡約的舞台手法同時還揉和文本、音樂(文武場),才能共同豐富觀眾的想像與欣賞的愉悅。以此觀之,兆欣首次導/演作品《聊齋》刻意採用簡約手法,將戲曲美學抽析出裸陳式的身段、唱腔、音樂、念白,此法雖提煉了說、唱、演、奏的純質美感,但缺少實象、假象的共同營造,復又在不甚連貫的文本脈絡下,戲曲飽滿的空間與敘事美學成了平面式的展示,多少顯得單薄無依。

 

《聊齋》戲分六段,纏繞人鬼妖魅、情愫糾連。故事本體俱出自《聊齋》古籍,但只擷人物形象、中心題旨,情節脈絡不多;六段故事脫不出一個「癡」字,或按導/演的文字說法:故事裡的人、鬼個個皆存一絲靈識、一點真情,最終免不了走向分離,但緣聚緣散,留白的餘韻正見人間真情,演出版的《聊齋》因此抽開了情節,希望將「那種疏淡的情感描繪,似有若無予人餘韻」加以凸顯,而這也作為這次創作「最直接的著力點」。

 

故事雖不相關,但首尾皆能連串,比如第一段白衫道士憶及兒時紅粉,「三年前」得知這位小鸞亡逝,今夕撞見小鸞一縷孤魂前來訴苦,轉至第二段某女魂空守深宅,等待良人,女魂口中說她等了「三年」,這「三年」的時間訊息串接起兩段實則不同的故事與人物,觀眾在兩女是否為同一人的揣測中多少被勾住。再如,第三段琴士撫琴思妻,第四段老嫗一現身就說「我教出的女兒彈得一手好琴」,隨之琴臺後方現出女魂,琴的連繫也讓兩段故事似有若無彼此勾連。這些俱是編劇上的巧思。

 

然則,編劇上的巧編,主要還是符應表演上的設計。《聊齋》極其實驗性地,以女角、古琴、說書三種藝術類型,作為表演手段。說書人(葉怡均)戲中夾雜著說書口吻與角色口吻,分別扮演道士、老嫗、陽世女子;古琴家(陳昌靖)扮演琴士及畫外音(旁觀者);女角(黃兆欣)扮演出入各場的女魂,三種表演類型置放於各段故事裡,自成主角,但除了第四段彈得一手好琴的老嫗之女的鬼魂出場時,琴、說書、女角三種舞台元素有機地融為一體,共同鋪展於舞台空間之外,其餘各場獨立呈現,元素的交融極其有限──儘管葉怡均的說書力道鏗鏘有致,聲情可以帶動觀眾的想像,古琴的樂音清越空靈,作為思妻心緒渲染亦有氛圍,但就整體觀之,刻意簡達卻無法統攝,單一表敘則難免不夠豐富。尤其女角以唱唸作表十足表演符號出現,表演幅度亦偶有跨出行當規範而呈歌舞傾向之際,舞台觀視重心不免偏向女角一隅,最終,三種藝術類型無法鼎足而立,《聊齋》仍較多的演示了以女角為主的核心意象,這與創作之初衷,希望樂器、說書都成為一種角色,將戲曲表演元素(樂音、語音)獨立出來同時展陳其豐富性,可能仍只是美學上的想像或推敲,也亟賴觀眾對各項元素有極為敏銳的感受力方能致之。


《聊齋》以情敘事,托借形體、氛圍勾描一幅幅纏綿無盡的情思,舞台意境容或清幽,但形式手法卻讓人生許困惑。戲曲實驗或任何「進步」手法,往往嘗試從形式上出發,此乃因戲曲本身特有表演形式,與西方戲劇迥然有別,也有別西方文化浸染日深下形成的當代審美經驗;《聊齋》並沒有嘗試解構或新詮一個完整文本,說到底,也沒有嘗試打破戲曲的表演形式,相反地,本於對戲曲表演至高推崇與禮敬,將舞台還諸「表演」,空淨砌末、情節、文武場等元素,在一個空的舞台上,讓「表演」成為言說角色。(只是,麥克風音量的擴大與擴音感相當破壞了幻覺感。桌椅底下電子收音器的曝露也是技術上的瑕疵)甚至棄絕字幕,讓觀眾追索著演員的唸白,由語音裡建構舞台形象。終究,簡約或餘韻留白,如果將戲曲原有豐富的實象、假象、虛象表演手法捨棄泰半,也放棄戲曲最重要的敘事功能,停格於抒情性,最終恐又回到當代劇場最熱中解構戲曲的手法─符號化,將戲曲的虛擬美學單一地以符號化放大或識辨。《聊齋》的初衷絕不是放棄戲曲或背離戲曲,但弔詭的是,在尋求接近核心價值的作為上,過度精練反而走離了戲曲最美最豐富的綜合性,在簡約的追求中未見深刻性,倒讓觀眾茫惑了。

  

攝影│簡彥至  圖版提供│黃兆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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