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劇場的嘗試─《鳥語男孩》

演出：那個劇團
時間：2014/04/05 19:30
地點：台南吳園藝文中心公會堂
圖版提供：那個劇團

文  紀慧玲

亞洲傳統戲劇多帶有說唱性質，既說且唱，間以歌舞，印度梵劇、日本能劇、中國戲曲均可見一斑。說唱重敘事，往往說故事重於演出人物，因此發展出不同於西方寫實主義的表演與敘事，角色不僅演出人物，往往兼理代言者形象，如中國戲曲的「自報家門」，演員進入角色中卻也兀自為觀眾解說角色身分，能劇舞、謠分開，也形同將人物與表演析離。作為對白，這些陌生化的代言可以讓觀眾快速進入劇情；作為角色，這種二重性讓演員保持清醒，隨時抽離或代入。

台南那個劇團新作《鳥語男孩》，顯然結合了傳統敘事劇場特色，讓演員同時「說」故事也「演」故事。相同熟悉的手法，外聘導演江譚佳彥（Chongtham Jayanta Meetei）自己的Ex-亞洲劇團過往發表的作品《猴塞雷》最可類比。江譚說「故事的傳誦與分享，幾世紀以來一直是人類文明的一部分」，「我們也試著維持這傳說的簡樸風貌，以及說故事的本質，同時結合了歌唱與詩文─這一直是亞洲表演藝術文化中的常見元素。」（導演筆記）「這傳說」指的是《鳥語男孩》原出處印度那加蘭邦的一則民間故事，一位聽得懂鳥語的男孩被父母視為異常，不僅將鳥兒煮食為湯，還強迫男孩喝下，男孩因而喪失與島溝通能力。極具象徵的寓言體傳說，經轉譯後，多了世俗壓力（男孩母親怕被鄰里指指點點）、分離恐懼（男孩父親同樣因熱愛自然而消失於山林），以及形象化的自然（一位女神），並且從二頁篇幅擴延、轉譯為九十分鐘的故事。印度文化對「惡行」的袒露在《鳥語男孩》裡被隱藏，人類烹煮鳥兒的殘暴被反轉為母親因保護孩子而不得不的委曲，這雖然較符合道德觀，卻無法提示人類與自然共處的深層哲學；亦即，原來的故事告訴了我們，自然曾試圖與人類共存，無奈人類自絕生路，《鳥語男孩》在男孩出走的家庭悲劇下，還原了男孩與自然的純真交往，以喟嘆作結。前者具有否定性的批判力量，後者則顯示中庸價值，雖溫馨，卻也鄉愿了些。

導演讓鳥兒夫婦既扮演鳥，也充當說書人，讓母親在一場回憶場景裡同時扮演父親，完足說故事的完整性。導演也同時只使用「樸素」的手法，讓這些代言角色直接曝露於觀眾面前。這些像兒童劇說故事的手法，因缺乏幻覺又抽離，示教意味濃，阻擋了觀眾進入故事的全身性感受。最可惜的是男孩與鳥兒對話一幕，自然的神祕力量，透過鳥兒與人類位置的互換及溝通，如能再輔以歌舞，鳥兒的象徵性呼之欲出，但編導選擇的是將自然的形象賦與一位更加神祕的女神，仿如有一個更高位階的自然，俯視著這幕人與鳥的交往，故事本身因而僅為說故事而已，不再有象徵符號的寓言力量。這與《猴塞雷》藉猴子如何學習成為人的故事，諷刺了人類虛偽狂妄一面，猴子本身成為寓言主體，相較之下《鳥語男孩》較平鋪直敘而已。

《鳥語男孩》最好的成績應該是演員的表演實踐，江譚一向也擅長於開發表演語言，結合傳統歌舞、雜技、類型化表演，創造多面向的表演風格。《鳥語男孩》有模倣鳥獸的表演、母親憂傷神色、純真的男孩形象，以及以舞蹈語言出現的自然女神，在空無一物（只有一座平台上置放一棵刷白枯木為舞台布景）的空台裡，四種不同風格的表演，創造了交駁色彩；尤其兩位鳥兒演員及母親，十分溶入角色，雖然整體不免還是備戴了麥克風，但演員唸白與情感收放有節，足以讓人眼睛一亮。燈光及音樂的輔助，補足了幻覺。演員裝扮摻揉了印度與台灣民間元素，對白出現「垃圾山」，道具卻像農業時代，讓人產生混淆。包括為何是（野？）鴿子而不是麻雀？「在地化」好像可以再挑剔。

後現代的敘事劇場，像Ex-亞洲劇團作品《猴塞雷》、台灣海筆子劇團作品《黴菌市場默示錄》，都向觀眾呈顯了「說故事的本質，同時結合了歌唱與詩文─這一直是亞洲表演藝術文化中的常見元素」的亞洲劇場所具有的強烈表演性的說故事庶民色彩，那個劇團長期於台南扎根，摸索更接近常民性的前衛風格，《鳥語男孩》展露了可能。敘事劇場的魅力在於它連結了我們記憶裡的傳統，召喚出聽故事的浸淫感受，如果有一天劇場都不再說故事，的確像江譚所說，「那將是世界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