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忘老太太，與記憶中的湯皇珍

《成忘老太太｜湯皇珍2019行動計畫》
圖片來源｜MoNTUE北師美術館臉書粉絲專頁   攝影｜吳政融

《成忘老太太｜湯皇珍2019行動計畫》（以下簡稱《成忘》）給人的印象，是創作者與母親之間的重疊，令人不得不從藝術的高空中墜落，回到親情血緣之間糾纏的關係。但是在此之前，我希望先梳理一下自己記憶中的湯皇珍。

長期以來，湯皇珍的創作一直是簡潔與敏銳的，特別是對於語言文字、空間隱喻、物件與裝置之間的處理上，即便是相對於她同時代的創作者，我認為也是可以稱之為敏銳的。其次，她的身上一直有一股奇特的能量與衝勁，好像以前的金頂電池的廣告裡面，那隻不停打鼓的粉紅兔一般，這種特質讓她以行動藝術為創作的形式，更顯得直觀且合理。

劇場、行為、文字、裝置以及影像，是湯皇珍創作的主要媒介，對於創作者而言，這些形式有其必然（甚至必須）的部分。我們以「行動藝術」來稱呼這樣的複合形式，一方面除了方便我們在面對這多樣化的創作時，有一個總括的說詞。可是另一方面，在湯皇珍的身上，我認為行動藝術有著更多的意義，暫且撇除掉當代美學裡的界定，她的行動藝術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一種比較接近於全面性的實踐。在我所長期觀察的湯皇珍來說，藝術對她而言是「玩真的」，是直接面對生命的實踐。「玩真的」既是敬佩，也是令人痛心之說，因為那是須要付出真代價的。

回憶起還是大學生創作者的階段，與當時已然是「前輩」的湯皇珍有過幾次交錯，包含了2002年左右拯救華山藝文特區不被蓋成立法院辦公大樓的運動，以及後續的藝術家職業工會的成立過程，我們（還有許多當時藝文界的朋友）一起到從華山特區走到文建會門口抗議，這些都讓人發覺湯皇珍關注藝術生態的一面。其中一次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台大附近的某一個灰暗咖啡廳的聚會，為了討論華山保存的問題。當時我剛退伍，名不見經傳且連下個月的房租錢都煩惱，湯拉我一起參加了「幸福華山」的保衛運動，在社會運動的神聖光暈之下我還是參加了。會中，王墨林對於大家所提出的，過度浪漫的意見毫不留情地批判，他更直接指著湯皇珍的面說「傻逼」，意思是說她有勇無謀，而湯仍然激動且愷切地陳述著自己拯救的華山想法。那場奇怪的「會議」，就在劇場、社運與視覺藝術圈各自表述的狀況下結束，我記得回家的路上，台北還下了一場雨。

我並不想渲染這些過度內幕的情景，也不是討論王墨林一貫態度的「好意提醒」，只是希望描述湯皇珍「玩真的」的背後，事實上是有一股旁人很難理解的傻勁，對比起今天來說，恐怕又更衝了。然而，也就是在幾年前在一通電話裡，她透露出想要「退休」的想法，言下之意恐怕不是體力上的衰老，而是感到「話語權」被剝奪、壟斷所產生的心灰意冷。

我所經歷的時代是一個漸進式的，以「文化收編一切」或者「收編一切文化」的時代，是一個機構與權威掛帥的時代（或許也就是陳界仁常常指出的，新自由主義的時代）。而湯皇珍所走過的路比我長，在她身上所看到的各式各樣的衰退，其實也正是過去那種「衝」的年代的衰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華麗的藝術榮景。而當一切的藝術活動都需要經過層層的計算的今日，我們確實已經進入了另外一個我們其實並不那麼熟悉的「當代」，這更加令人懷念那個依然「衝」的時代。

其他的還有學生時代在某電視台剪接室打工時，私下偷用百萬的剪接台幫湯皇珍剪接《臭河戀人》，以及一夥人準備攻佔陽明山美軍空宿舍......林林種種的就不提了。大體上，就像她曾經將自己名字倒著唸，稱自己是「真荒唐」一樣，那些隨時流露的真性情，是我對湯皇珍最鮮明的印象。在《成忘》一作裡，她以患有失智症的母親作為緯，交織出家人的無奈現況，也對映出自己正邁向年老的事實。在展場與她的對話中，她一方面提到了，在照顧母親的這幾年間，由於現實生活的擾人與不堪，「藝術」成為脫離與創造的可能性，因此而不斷地提到了要有「創性」。與此同時，她也說到自己不知道為什麼「活得越老，路越窄」，這種幾乎兩相矛盾的說法，想來正是衰老的湯皇珍依然想要在生命的下半場，對無情的命運之神提出對質與抗拒。

《成忘老太太｜湯皇珍2019行動計畫》     
圖片來源｜MoNTUE北師美術館臉書粉絲專頁  攝影｜吳政融

《成忘》一作就是在這樣的張力中成形，我們看到湯皇珍用她熟悉的文字、劇場、攝影與空間裝置的手法，將「老」的議題從一般醫學與衛教的角度，拉到了個人的感性以及藝術展演的層次。可以說，記憶與遺忘，在湯皇珍的創作裡一直扮演著很重要的核心。創作這條路她走得也夠長，益加彰顯了記憶與遺忘在她創作中的溫度與厚度。例如1999年開始的《我去旅行》（1999-2003）系列，從一張照片的追索，發展成與參與者之間集體的旅行。到了《尤里西斯機器》（2014-2015），則反過來嘗試解構那部「旅行機器」，試圖總結15年來如同個人史詩一般的旅行。以尤里西斯為隱喻，正提醒了在創作者放逐一般的命運中，記憶是生命風暴之中，唯一可能的停泊之處。

而反覆在我腦中的，除了湯皇珍特有的叨絮言語以外，還是那句「活得越老，路越窄」。我們都會說西方世界很重視藝術家，特別是越資深越受重視，這點在台灣好像反過來了。在我一直以來的印象中，湯皇珍是很「純」的藝術家，她沒有跟他同輩的其他創作者一般，有著穩固的權力位置，想必因此一路走來也倍嘗辛苦。對比於「玩真的」卻愈來愈沒有資源的她，以台灣當代藝術生態來說，這是很諷刺的事情。到頭來當代藝術還是揭露了它學歷至上、資源集中與菁英本位的事實，當代藝術比起以往更加地「社會化」，這點無論如何是一件值得關注，甚至詭異無比的事實。

《成忘老太太｜湯皇珍2019行動計畫》      圖片來源｜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58083

或許更因為這樣，使得湯皇珍作品中，關於「碎語」的部分被特別突顯出來了。而愈加碎語，也就愈使人不容易進入，逐漸地從《我去旅行》系列裡，仍然具有開放性記憶（朝向他人的記憶）的情況，內縮為個人化的結晶，有時候我會想，這會不會讓她的創作變得愈來愈邊緣。在這次《成忘》的創作裡，可能是涉及了個人家庭的成員，這種內化的狀況特別明顯。然而，終究是身為創作者，她的「碎語」並非總是個人與憂鬱的，創作者不忘將「老」翻轉出來，形成公共的議題。加上背後幾個巨大的哲學身影，讓我們知道她的創作始終有著超出個人的一面，直探「存在」根本上荒涼的處境。

或許，台灣當代藝術的相關研究者，需要對這位在九零年代就以行動藝術為主，至今仍堅持做「純創作」的女性藝術家，做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包含藝術的語言、核心思想，當然也包含她所面臨的現實處境，相信這會是台灣當代藝術史重要的一頁。